清代自康熙起，對鴉片一向持嚴禁態度，在國人眼中看來，鴉片是違禁品，是禍國殃民的毒瘤;而在東印度公司看來，鴉片是國家戰略層面的特殊物質，因爲除了鴉片沒有一種商品能叩開中國的大門;而對於大清朝的官員來說，鴉片貿易則是發家致富的不二法門。
乾隆朝時，鴉片問題已經非常嚴重，況且他對鴉片的治理也沒有成效，他的兒子嘉慶皇帝繼位的當年就頒佈諭旨，禁止外國向中國輸入鴉片，禁止國內種植罌粟。嘉慶在位20多年，曾先後10次頒佈過嚴禁鴉片的諭旨。
其後的道光皇帝繼位，時值大清王朝由盛轉衰，他頗有奮發圖志的宏願，試圖扭轉王朝國運。繼位當年，道光帝便親自過問廣東的鴉片走私問題，他下令切斷了澳門與黃埔之間的交通，衆所周知，澳門是外商到廣州做生意的第一道門戶，第二道則是黃埔，斷絕二者之間的交通意味着廣州海關對外貿易就將中斷。
隨後的數年，道光帝一次次頒佈法令，嚴禁鴉片流入中國市場。可以發現，從康熙到道光的五代皇帝，個個都是“禁菸皇帝”，而後面的咸豐做的比他們還要激進。
可關鍵是，大清向來都是皇帝急、太監不急。紫禁城中的皇帝再着急上火也沒用，對清政府嚴禁鴉片貿易的東印度公司馬上就找到了突破口，他們不公開出面，而是在印度、孟加拉等地把鴉片賣給散商，再通過散商運往中國。
化整爲零後辦法就容易了，大船不方便就用小船偷偷運上岸，他們先後在珠江口一代的燕子灣、黃埔、零仃洋等地形成規模宏大而又半公開的交易市場。當時查禁走私是廣東水師的職責所在，而東印度搞定他們易如反掌。
據記載，道光年間有一位廣東水師的軍官，在查辦走私案中屢立奇功，短短几年，從管帶一直升到了提督，同僚們後來發現了他的升官祕訣。原來他與鴉片走私商人沆瀣一氣，煙販子從每一萬箱中抽出200箱給他作爲酬勞，而他拿出100箱上交，作爲戰利品邀功，另外100箱則進入了自己的腰包。
除了買通水師官兵外，這些煙販子們還直接賄賂海關官員，以此直接進口鴉片。清政府的粵海關處在對外貿易的最前線，上至海關監督下到普通差役都成爲了煙販子的目標，整個海關在當時幾乎全部淪陷。道光八年時，粵海關向戶部呈報的關稅出現了天大的漏洞。
據戶部審覈，當年粵海關向朝廷上交的稅收只有140多萬兩，而據外商統計則應有400多萬兩，這剩餘的稅銀通通流進了官員的口袋。在大清歷史上，貪污國家三分之二的稅銀是從未發生過的。
不過，這還僅僅是賬面的數字，至於私下的賄賂就更是一個天文數字了。一位曾經在海關總稅務司任職的官員馬士講述，1815年在澳門的外商聯合創建了一個“貪污基金”，對在澳門出售的鴉片每箱徵收40西班牙元，該基金全部用來賄賂大清各級官員。
廣州海關監督被公認是大清朝最肥的缺兒，馬士說：“他任內第一年的淨利是用來償還買官所花的錢，第二年是用來保官的，第三年是用來充實自己的腰包的。”也就是說，只要在廣州海關當差，無論官職大小，一任三年便可讓後半輩子衣食無憂。
據史料記載，廣州的十三行的行商們曾與1775年建立了一個祕密基金，要求每個成員把貿易利潤的10%當做基金，用來賄賂政府官員。
在層層黑幕之下，水師、海關、行商、煙販子以及東印度公司編制的利益鏈越來越緊密。因此，朝廷儘管三令五申要求嚴禁鴉片，但是背地裏該做的照做，以至於出現越禁越繁榮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