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唐高宗李治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李治到底是什麼樣的皇帝?李治是一個窩囊廢嗎?李治是不是一個英主?
幾乎所有人都是多面體，純粹的好人、十足的壞人都極其稀有，古代帝王更是如此。
比如唐高宗李治，作爲我國曆史上唯一一個把自己老婆也培養成皇帝的皇帝，他經常被塑造爲“懦弱妻管嚴”的形象;
在另一部分朋友看來，他滅西突厥、高句麗，把唐代疆域推至最大，簡直是能夠比肩父親李世民的英主。
這兩種看法都過於片面。真實的李治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優點、缺點都很明顯，這注定了他是一位充滿爭議的帝王。如果把時間線拉長來看，他對唐代的損害遠大於貢獻。
按照先秦諸子百家的理論，我們可以把一個合格的帝王分爲兩種類型：
一類是弱勢帝王，但他同樣可以成就一番事業，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如果承認自身的侷限性，不亂指揮、瞎作爲，遵從社會運轉的客觀規律，發揮人才的積極作用，資質平庸之人也能當個好君主，最典型的莫過於春秋霸主齊桓公(前期)。
第二類是強勢帝王，他們是“至強、至辯、至明”的“聖君”，智慧、能力、眼界遠超尋常人，能夠以上帝視角駕馭羣臣、管理百姓，以“衆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帶領政權走向強盛。顯然，秦皇、漢武、唐宗就是這類帝王。
至於唐高宗李治，則是一種矛盾混合體。
單就個人才能而言，李治比不上他的諸位成年兄弟。
對於曾經的太子李承乾，史書記載是“性聰敏”，“特敏惠”，“丰姿峻嶷、仁孝純深”。雖然身體略有殘疾，但他的個人素養並不差;
跟李承乾爭儲的李泰更加卓越，他才華橫溢、聰敏絕倫，文章、書法、繪畫樣樣精通;而且據其在奪儲過程中的表現來看，他的心機、政治手腕也相當了得;
李恪則比李泰還要強。史稱他英武過人，有文武之才，李世民甚至表示：“吳王恪英果類我。”
以上三人，個人素質一個比一個高，也都曾獲得過李世民的喜愛。但由於李承乾、李泰爭儲，李恪的母親爲隋煬帝之女，導致最沒存在感、僅僅有“仁孝”這一優點的李治撿漏繼承了大位。
從李世民在晚年費盡心思寫下《帝範》一書、苦口婆心教育李治來看，他對兒子的治國能力自然是心有疑慮的。但他爲什麼放心地把江山交給李治呢?底氣在於自己留下的三大政治遺產：
第一，制度遺產。李世民雖然文武全才，但作爲隋末大亂的親歷者，他目睹了更爲聰明的隋煬帝是怎麼把一個鼎盛王朝搞垮的。因此，他創立了諸多制度來對皇權進行匡正、輔佐，比如規定諫官、史官全程參與頂級軍政會議，設立了集思廣益、鼓勵不同意見的“五花判事”制。
第二，人事遺產。文有長孫無忌、褚遂良，武有李世勣，李世民爲兒子留下了“頂配”班底;甚至連兒媳婦，也挑的是賢良淑德、出身關隴貴族的王皇后。
第三，良好的民望基礎。“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司馬光)短短20餘年間，李世民創造了政治清明、經濟復甦、文化繁榮、軍力強盛、社會和諧的貞觀之治，史稱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朝野對李唐皇室的認可度極高，民心可觀。
事實一度證明了李世民是對的。李治在即位之初的永徽年間，各項制度、人事安排都遵循了太宗遺政，對幾位輔政大臣言聽計從、極爲尊重，彼時的大唐國泰民安，沿着貞觀之治的軌道繼續穩定發展。
但無論多麼溫和、仁孝的人，一旦坐上皇帝之位，都不會甘心長期唯他人是從，即使對方是把自己扶上太子之位的親舅舅。同時從李治勾搭父親後宮的武才人一事來看，他柔弱的外表下也飽含叛逆之心。
最終，藉着改立皇后之機，李治在武氏的幫助下收回了皇權，並且打擊關隴勳貴、將科舉制推向深入，同時還知人善任、提拔了杜正倫、薛元超、韋思謙等一衆賢臣。
單從結果來看，李治親政的表現是相當合格的。
他勤勉執政、關心民生，相對於霸氣十足的父親，其執政風格看似更爲溫和;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編成的《唐律疏議》寬平公正、體系完備，推進了古代法制的新發展。
他執政期間，經濟持續發展、國力繼續穩步提升。以此爲基礎，大唐繼續延續了貞觀年間主動出擊的對外軍事戰略，先後平定漠北、攻滅高句麗和百濟、擊垮倭國軍隊、滅亡西突厥，使國土東起朝鮮半島、西臨鹹海，笑傲整個唐代時期。
但如果據此認爲李治是比肩父親的千古一帝，那可就太過兒戲了。
評價一個帝王的成就，不應僅注重外在，還得看內裏;不僅要看實時業績，更要看留下了什麼政治遺產。
以帝王的標杆秦皇、漢武爲例。
前者被一些文人罵作“暴君”，但就是他，第一次真正地一統了華夏，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權制的國家;第一次創建並實行了成型的制度;第一次系統性地向周邊強勢推廣華夏文明，其後兩千的的制度、文化都深深受其影響，所以他被視爲當之無愧的“千古一帝”。
漢武帝被人罵作“窮兵黷武”，但就像他自己曾對太子劉據說的那樣：“我把髒活累活都幹了，你坐享其成，豈不美哉?”作爲雄才大略的代名詞，漢武帝終其一生都在推行涉及到所有領域的改革，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外交都實現了堪稱開天闢地的創舉，中原王朝全方位的強勢從此成了習慣。
因此，所謂英主，相對於造福一時，利在千秋更爲可貴;
也許這一點很難，那麼退而求其次——爲自己的子孫打下良好基礎，爲朝廷、百姓留下良好的規則、環境，即使僅僅持續一兩代人，那也足以令人讚歎了。李世民就完全適合這一標準。
反觀李治，則完全相反。
《舊唐書》評價李治造成的後果：“忠良自是脅肩，奸佞於焉得志。卒致盤維盡戮，宗社爲墟”;
《新唐書》與之類似：“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
兩本史書對李治的指責都集中於兩點：破壞規則、遺禍宗室。即所謂的“毒流天下，貽禍邦家”。
被李治破壞的，正是他父親留下的卓越政治規則。
相對於其他盛世，貞觀年間最令人稱道之處，其實並不是強盛的軍事，而是清明的政治。從整體而言，那時沒有政治傾軋、派系鬥爭，沒有小人亂政、忠良獲冤，不需要溜鬚拍馬、更無須見風使舵，人才得展所長、官員勤奮爲政。
如上文所提，貞觀初年頒佈了諫議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這是什麼概念?那些有權參與軍國大事的官員們面見皇帝時，旁邊必須有諫官跟隨，後來還加上了史官。這麼一來，沒人敢溜鬚拍馬、糊弄敷衍，無不絞盡腦汁地出謀劃策，盡心盡力。畢竟誰也不想被魏徵這樣的人指着鼻子罵，更沒人想在史書中留下庸臣、佞臣的標籤。
至於所謂的“五花判事“，則是要求“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以制度要求官員各執己見、鼓勵不同聲音，在任何時代都極爲罕見。
不過這兩大制度都在李治執政期間名存實亡。
在藉着改立皇后之際打擊元老勢力的過程中，凡是反對自己與武后的，要麼被削職免官，要麼被貶出京師甚至處死，即使是對國家、對自己立有大功的長孫無忌等人都未能倖免。
相反，那些見風使舵、順應聖意的人則獲得了進入權力中樞的機會，李義府、許敬宗等人飛黃騰達，奸佞之風死灰復燃。(後來這倆人雖倒臺，但風氣一旦開啓就再也剎不住車)
史書記載，李治登基五年後，就極少見到敢於仗義執言的諫官。連李治本人都感到奇怪，宰相李世勣的解釋是：“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但是顯然，沒有完美的皇帝，李世勣顯然是在說謊，只是迫於當時的政治風氣、無人敢提反對意見罷了。
這就是“忠良自是脅肩，奸佞於焉得志”的原因。一個不允許不同意見的朝廷，是不可能風清氣正的。
至於李治因風疾而將權力分給武后的做法，則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就像宰相郝處俊勸阻時說的那樣：“陛下怎麼能將高祖、太宗的天下，不傳給子孫而委任給天后!”
站在我們今天的視角來看，李治把帝位傳給誰、本質其實並無區別。但在當時，這是對封建政治制度破天荒的破壞(關鍵是壓根沒啥創新、進步)，其造成的後果就是無數李氏宗室及其支持者被誅殺，甚至還引發了兵禍，唐代的實力、威嚴遭到重挫，連曾經降服的東突厥也心生不屑、藉機崛起。
此外，爲了堵住悠悠衆口，武氏胡蘿蔔加大棒、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恩賜與酷吏並用、恩威並施，將曾經清正的朝廷，變成了阿諛奉承、蠅營狗苟的沆瀣之地，“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這才遺禍最深遠的。
假設一下：如果當初李治清洗了長孫無忌等元老之後，重用的是自己挑選的文臣而非武后的勢力，也許開元盛世會提到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