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讚袁崇煥的人,把他捧上天;而貶低袁崇煥的人,認爲他是賣國賊,最終,袁崇煥被殺。所以說,袁崇煥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關於袁崇煥被殺，一直以來都充滿了爭論。然而，站在崇禎的角度來看，從最初的絕對信任，到後來的極度失望，袁崇煥面對的其實已經是必死之局。
重新啓用袁崇煥，崇禎對其信任的無以復加
早在天啓年間，袁崇煥便曾主政遼東，但在寧錦之戰後，由於閹黨的彈劾，導致袁崇煥沒有得到應有的賞賜，袁崇煥於是憤而辭官，明廷再以王之臣接替袁崇煥。
天啓七年(1627年)，明熹宗的駕崩，明思宗朱由檢繼位，隨着魏忠賢和閹黨被剷除，在朝中大臣的建議下，袁崇煥被任命爲兵部尚書兼任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
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袁崇煥返回京城，朱由檢於平臺召見袁崇煥。在此，袁崇煥給崇禎描繪了一個極有誘惑力的未來，“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即“五年平遼”。這個承諾顯然令崇禎極爲興奮，他對袁崇煥說道“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也正因爲這個“宏偉藍圖”，崇禎對袁崇煥不僅給予了極大厚望，而且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信任達到了極點。
不過，袁崇煥很快便意識到了自己的失誤，於是先後向崇禎多次提出較爲苛刻的要求，例如“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明史·袁崇煥傳》)
對於袁崇煥提出的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條件，爲了能夠達到“五年平遼”的目的，崇禎可以說是毫不猶豫的表示了同意，不僅讓戶部、工部、吏部、兵部權力配合，而且收回了王之臣、滿桂的尚方寶劍，轉而將其賜給了袁崇煥，等於將遼東毫無保留的託付給了袁崇煥。
與此同時，即使明末時期朝廷財政極爲困難，但在對袁崇煥的支持方面，崇禎卻始終不遺餘力，幾乎是要錢給錢、要糧給糧，朝廷大部分收入全都流向了遼東。袁崇煥殺死毛文龍後，爲了穩住其部屬，於是上書請求爲東江兵增餉，“(每年)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朱由檢雖然對於兵員減少，糧餉卻增加的事情感到疑惑，但最終還是同意了袁崇煥所請。
可以說，爲了達到“五年平遼”的目的，崇禎對袁崇煥的信任無以復加，一方面通過撤巡撫、罷內臣，賜尚方寶劍給予其專斷之權，另一方面則要求朝廷全方位配合，即使在軍隊已經有“私人化”跡象的情況下仍然重來沒有疑心。然而，正是由於這種毫無保留的信任，最終卻給袁崇煥帶來了殺身之禍。
殺毛文龍崇禎雖未懲處，但卻給袁崇煥被殺埋下了伏筆
在袁崇煥被下獄處死的過程中，“謀款斬帥”乃是極爲重要的一條罪狀，而這項罪狀，指的便是袁崇煥矯詔擅殺殺毛文龍之事。
作爲孤懸在外的一支軍隊，毛文龍的東江鎮最初在對後金作戰中的確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由於糧餉的問題，後期作用實際上並不大。事實上，毛文龍的確有虛報兵力、走私禁物的罪狀，不過卻也情有可原，在糧餉不濟的情況下，毛文龍此舉更多是爲了艱難的生存，這一點袁崇煥其實也心知肚明。
毛文龍被殺兩個月前，朝廷有人控訴毛文龍兩犯登萊，貪污鉅額公款，而且此前經萊州道覈准東江鎮只有兵員2.8萬人(毛文龍此前上報20萬)，因此朝廷已經開始對東江鎮降低糧餉。這種情況下，袁崇煥上了一道《計復遼南及爲東江請餉疏》，在這道奏疏中，袁崇煥不僅爲毛文龍開脫，表示其已有悔意，並有意戴罪立功(《崇禎長編》)。袁崇煥爲此還將毛文龍請到寧遠進行了一次談心，毛文龍則明確承諾，將會全力協助袁崇煥對皇太極實施“東西合進之局”，袁崇煥對此十分滿意，當即爲東江鎮請餉十萬。
即使在毛文龍被殺前一個月，袁崇煥在《爲商定恢復之書以復臺臣之問仰祈聖斷事》中，還是再度爲毛文龍說情，並明確表示毛文龍尚可一用，而且急需毛文龍發揮作用。
可見，袁崇煥與毛文龍最初的相處還是比較愉快的，兩人的反目源自於毛文龍的態度。《薊遼督師題本》有載“今後旅順東行文龍印信，西行督師印信;又檄定營制;又檄諭恢復鎮江、旅順;毛文龍俱未遵依”，即袁崇煥多次給毛文龍下令，卻均被毛文龍拒絕。
正如崇禎對袁崇煥的信任一樣，袁崇煥對毛文龍也充滿了期望，可惜毛文龍還給他的是失望。袁崇煥對於毛文龍這種背信棄義之舉極爲憤怒，再加上毛文龍的確有諸多不法之事，於是便有了矯詔處死毛文龍之事。
按理來說，袁崇煥雖然有專斷之權，但對於毛文龍這樣同樣持有尚方寶劍的高級武官，本沒有權利私自處置，尤其是矯詔處死。不過，對於這件事情，袁崇煥事後只是給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而崇禎非但沒有怪罪袁崇煥，甚至還對其所作所爲進行了肯定。聖旨原文如下：
毛文龍懸踞海上，糜餉冒功，朝命頻違，節制不受，近復提兵進登，索餉要挾，跋扈叵測，且通夷有跡，犄角無資，掣肘貧礙。卿能周慮猝圖，聲罪正法，事關封疆安危，閫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處置事宜，遵照勒諭行，仍聽相機行(《明清史料》)
不過，崇禎雖然沒有怪罪其擅殺大臣，但殺毛文龍這件事，卻在袁崇煥被殺過程中佔據了極爲重要的角色。
“己巳之變”爆發，從全面信任到徹底失望
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就在毛文龍被殺僅僅四個月後，皇太極取道蒙古，以蒙古喀喇沁部騎兵爲嚮導，親率八旗大軍，避開袁崇煥防守的關寧錦防線，繞道蒙古地區，突襲明長城薊鎮防區的脆弱隘口龍井關和大安口，破牆入塞，進攻北京，“己巳之變”爆發。
十一月，袁崇煥得知清軍入關的消息後，率領祖大壽、何可剛入關守衛，分兵留守經過的薊州、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各城。此時的朱由檢對袁崇煥還是比較相信的，不僅下令嘉獎了袁崇煥的部下，而且讓袁崇煥統領指揮各地援軍。
十二月初一，後金在進攻京師受挫後，由於補給耗盡，無奈退向良鄉。然而，就在袁崇煥佈置追擊之時，崇禎突然平臺召對，並在帝師文震孟等大臣的反對之下，堅決將袁崇煥下了大獄。
崇禎此舉對明朝來說無異於滅頂之災，袁崇煥下獄後明軍立即陷入混亂，皇太極抓住機會殺回京師，在永定門全殲明朝四鎮4萬精銳，滿桂等陣亡，皇太極率領八旗肆意搶掠，甚至將張灣的糧倉都焚搶了。眼看京師再無軍隊，崇禎連忙下詔各路兵馬馳援，結果入援的陝晉邊軍因無餉譁變，並加入流寇，直接導致農民軍在崇禎三年迅速壯大。
都知道臨陣換帥乃是大忌，爲何崇禎會不顧一切的將袁崇煥下獄?《崇禎遺錄》作者、此次事件親歷者、明末錦衣衛王世德，給出了較爲合理的答案，那便是“匹夫恩仇+奸人反間”。
1、來自東江鎮的污衊。在明末御史毛九華的《東江遺事》中，明確提到有“東江逃將潛往京師，僞造訛言者，立拿正法，將龔正祥嚴行督師遞解回籍”，也就是說當時有包括龔正祥在內的毛文龍舊部前往京師製造輿情，惡意中傷袁崇煥。
2、來自朝廷內部的黨爭。因袁崇煥上任前曾和內閣首輔錢龍錫討論過毛文龍的去留問題，因此當時錢龍錫的政敵，便拿袁崇煥斬殺毛文龍大做文章。他們的策略也很簡單，那便是錢龍錫指使袁崇煥殺了毛文龍，而袁崇煥又跟後金有殺毛文龍的密約。如此一來，便可以“奸黨誤國”爲由將錢龍錫扳倒，於是他們一方面製造聲勢，誇大毛文龍的抗金作用;另一方面則渲染“謀款斬帥”的罪狀。
3、來自朝中大臣的指責。由於後金破關而入極爲蹊蹺，尤其是趙率教的中伏身亡和劉策軍隊的調遣，因此當時朝中有不少大臣表示，清軍入關就是袁崇煥故意所爲，並紛紛誹謗袁崇煥與後金互相勾結。而結合袁崇煥勤王以來的表現，崇禎對此也有所懷疑，這便是袁崇煥"遣散援兵"的罪狀來源。
可笑的是，根據《燃藜室記述》的記載，“謀款斬帥”這項罪名最初竟然是皇太極所創，只是在意圖通過朝鮮之口傳遞失敗之後，才通過東江鎮舊部將消息散步於京城，進而被樑廷棟、溫體仁等人利用，使其成爲袁崇煥被殺的一大罪狀。
正所謂“三人成虎”，被各種流言蜚語包圍的崇禎沒辦法分辨出其中的真僞，基於錯誤信息從而做出了錯誤的決斷，誤認爲袁崇煥果真“通虜謀叛”。
事實上，崇禎一直都是個疑心病很重，又寡恩薄義的帝王，眼看備受自己信任的袁崇煥竟然會“通虜謀叛”，從絕對信任到全面失望，崇禎根本不顧他人的勸說，以及此舉造成的影響，一怒之下便將袁崇煥打入了大牢。
緊接着，下獄之後的袁崇煥慘遭落井下石，先有兵部尚書樑成棟上《請斬袁崇煥疏》，爲袁崇煥扣上了“謀款斬帥”的帽子，後有溫體仁連上五道奏疏請殺袁崇煥，而魏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袁弘勳、史褷等人也趁機大造聲勢。
羣情洶洶的朝中大臣，使得本就對袁崇煥極度失望的崇禎幾乎已經失去了正常思考的能力，最終採納了樑廷棟、溫體仁的建議，以“謀款斬帥”爲主要罪名將袁崇煥定罪，於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將袁崇煥凌遲處死，而錢龍錫也在同年十二月被逮捕下獄。
然而，雖說袁崇煥被殺的罪名是“謀款斬帥”，但袁崇煥死後崇禎卻仍然拒絕給毛文龍翻案，可見他對於毛文龍的所作所爲心知肚明，而“謀款斬帥”不過是殺袁崇煥的一個由頭罷了。崇禎處死袁崇煥真正的原因，不過是絕對信任之後的極度失望罷了，正如袁崇煥殺毛文龍一樣，已失君心的袁崇煥根本無法逃脫被殺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