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楊文乾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楊文幹事件，可以說是玄武門之變的導火索。它的出現也導致了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之間的矛盾徹底激化。
這樣的一件謀反的大案，似乎事實清楚，但是結果卻是李淵眼中的“兄弟不睦”，各打五十大板，也由此可見事情似乎又不是那麼簡單。那麼楊文幹事件，到底是不是一場陰謀論下的，由秦王李世民主編的大戲呢?
楊文幹事件
及高祖幸仁智宮，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慶州總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爲變。《舊唐書》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李淵偕同秦王李世民、齊王李元吉前往仁智宮避暑，太子李建成留守京師。隨後，李淵接到密報，密保直指太子李建成暗通慶州都督楊文幹，意欲謀反。在衆人的勸諫之下，他宣召太子李建成見駕。李建成“發覺事漏”，驚恐萬分，在據城起兵和孤身請罪之間，他最後選擇了請罪。李淵隨即將他拘押。
至於慶州都督楊文幹 ，在傳令者將事由高知的情況之下，他自然不敢前往覲見，遂選擇起兵反叛，李世民在得到了父親平定叛亂後，以他爲太子的許諾後，率兵出征。
而作爲事件的結局，楊文乾死於部下之手，名義上的幕後主使太子李建成雖然備受責難，卻並沒有被廢，只是將他的屬臣王珪、韋挺流放，而平叛勝利者秦王李世民，不僅僅沒有獲得父親李淵承諾的太子之位，而且府中的謀士杜淹也被流放。這樣一件“並不公平的處置”，也爲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奠定了基礎，至少提供了理由支持。
《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中楊文幹事件的疑點
我們仔細忖度，事實上不難發現在楊文幹事件中其實是疑點重重的。對於此事的記載，在《舊唐書》、《資治通鑑》中是如此描述的。
又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齎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共相應接。公山、煥等行至豳鄉，懼罪馳告其事。——《舊唐書》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硃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使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資治通鑑》
我們能夠發現的是二份史料中對於此事件的記載是大同小異的。但是在這其中，“意欲謀反”的太子李建成，在向楊文幹饋贈信物——甲衣之時，卻派遣的只是爾朱換，橋公山，一位是郎將，一位是校尉。如果真乃是謀反之大事，並且是饋送信物這般大事，李建成實則是要派遣心腹之人，方纔能保證萬無一失。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的是，存在李世民早已策反二人的結果，但這樣一來更是說明楊文幹事件的陰謀論。
至於另一個解釋，或許是李建成用人不淑，爾朱換，橋公山二人唯唯諾諾，膽小怕事因此而告發，也能說得過去。但是單純的送甲衣其實也不是謀反的充分必要因素。
作爲事件的延續，李淵在派遣宇文潁前去傳召事件的主角楊文幹之後，宇文穎告知楊文幹事情敗露，遂導致楊文幹最終決定謀反。
宇文穎的結局便是回京之後便被李淵處斬。對於他被處決的理由，《新唐書》中是如此記載的“(宇文穎)性貪昏，與元吉厚善，故豫文幹謀。事敗，帝責曰："朕以文幹叛，故遣卿，乃同逆邪?穎無以對，斬之。”
作爲一個與李元吉交善的官員，在獲悉謀反之事暴露之後，宇文穎將此事告知，自然是無可指摘的。但是若說是作爲同黨，在雙方實力對比明顯之下，還會“同逆”顯然是說不過去的。至於作爲“主使者”的李建成，想來也不太會在用人上連續犯下錯誤。
由此可見在《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上對於“楊文幹事件”的記載， 是存在讓人質疑的問題的。
對此司馬光更是直接在《資治通鑑》中有引用劉餗《隋唐嘉話》本中“人妄告東宮”之語。顯然作爲史學家，他也是對楊文幹事件——是由太子李建成謀反而引起的一事存在懷疑的。
現實因素中，李建成不必反的理由
作爲太子，李建成其實是法理基礎上的無可置疑的繼承人。在講究嫡長子繼承製的中國封建社會——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原則一直是歷朝歷代秉持的原則，更遑論是剛剛創建的大唐王朝，亟需確立王朝制度。
雖然李世民軍功赫赫，麾下更有長孫無忌、尉遲恭、侯君集、房玄齡、杜如晦等能臣勳將;但是李建成作爲嫡長子，更作爲一個善於處理內政事務的文官集團的代表，事實上他具有天然的優勢。
另外，楊文幹事件中他如果真的反叛，大可以以李世民子嗣爲質，更沒有必要以父親李淵爲反叛目標，讓自己成爲衆矢之的。
其次，作爲當事人若是果真謀反，即便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李建成，你會去見父親嗎?歷史昭昭，李氏一族作爲官宦之家，李建成自小便接受儒家教育，自然知曉謀反的後果，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又怎麼會隻身前往。對於處理結果而言，如果真正是定性爲謀反，唐高祖李淵也絕不會允許這樣一個悖逆之子的存在，更不會放棄自己對於李世民的太子承諾。
當然在最後，對於李世民我們不能否認他是一位千古一帝，但是在對待歷史記載的態度上也正是他開了皇帝篡改之始。對於記載皇帝起居、行動的典籍《起居注》，褚遂良雖然不同意修改;但是房玄齡和許敬宗則在李世民的要求下一改史學家據事直書 的原則，修改了《起居注》。
有了這般“劣跡”，自然也讓人懷疑楊文幹事件的真僞，這也極有可能乃是李世民自編自導的一場大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