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龍(1562年 - 1626年)，字存之，又字雲從，江蘇無錫人，世稱“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東林黨領袖，“東林八君子”之一。著有《高子遺書》12卷等。
萬曆十七年(1589年)中進士。後遇父喪歸家守孝。萬曆二十年(1592年)被任命爲行人司行人。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高攀龍上疏參劾首輔王錫爵，被貶廣東揭陽典史。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高攀龍辭官歸家，與顧憲成兄弟復建東林書院，在家講學二十餘年。天啓元年(1621年)，高攀龍重獲起用，被任命爲光祿寺丞。歷任太常少卿、大理寺右少卿、太僕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職。
天啓六年(1626年)，崔呈秀假造浙江稅監李實奏本，誣告高攀龍等人貪污，魏忠賢藉機搜捕東林黨人。該年三月，高攀龍不堪屈辱，投水自盡，時年六十四歲。
崇禎初年(1628年)，朝廷爲高攀龍平反，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憲”。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江蘇無錫人。祖父高靜成曾任浙江黃岩縣令，父親高繼成生有五個子女，高攀龍排行第二，後因高靜成的弟弟高靜逸無子而被過繼爲嗣。
高攀龍自幼好讀書懂禮儀。萬曆十四年(1586年)，無錫知縣李元衝聘請江右學派羅懋忠和顧憲成前來講學，高攀龍受其影響，開始潛心研究“程朱理學”，確定了治學方向。
萬曆十七年(1589年)，高攀龍中進士。不久後高靜逸去世，高攀龍歸家爲嗣父守孝三年。
初入官場
萬曆二十年(1592年)，高攀龍服喪期滿，被朝廷任命爲行人司行人，執掌傳聖旨、行冊封等禮儀性的事務。因平時工作比較清閒，高攀龍大量閱讀行人司中豐富藏書，深入鑽研二程和朱子著作，親手抄錄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讀書錄》，讚賞其“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的處世態度。高攀龍還編寫了《日省編》，將先朝大儒的語錄附在《大學》章句之下，作爲初學者的指南。又將有關儒、釋差異的言論彙集成《崇正編》，以抵制王陽明“心學”所提倡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主張。
當時四川僉事張世則呈上自己著述的《大學初義》，詆譭程朱之學，並請求頒行天下。高攀龍極力反對，上疏駁其荒謬。這本書因而未能刊行。
貶官外放
這一時期，明神宗已長期不理政務，朝中黨派紛爭、宦官橫行，致使政務混亂，國力日衰。高攀龍隨即上《今日第一要務疏》，稱欲改變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勢，首先必須正本，其次要“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發內帑”，革新政治。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發。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等人被罷官，朝中議論多歸咎首輔王錫爵。高攀龍和御史袁可立上疏，指責王錫爵排斥異己，認爲皇帝不應無故貶斥大臣，並斥責鄭材和楊應宿讒言誣陷，應予罷免。楊應宿則上疏彈劾高攀龍，言辭狂妄近乎荒誕。部院提請輕罰二人，神宗下旨貶高攀龍爲廣東揭陽典史。
高攀龍自水路前往揭陽就任，在船上就訂立嚴規，要求自己靜心以涵養德性，不被外界干擾。到揭陽後，每日在官衙教授學徒，培養了不少學生。還四處察訪民情吏弊，懲治地方惡霸。高攀龍在揭陽停留的半年內結識了陸粹明及其老師蕭自麓等人，對其學術思想影響深遠。
歸家講學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高攀龍在赴任七個月後以事假歸家，不久遭遇親人病故，於是不再出仕。此後在家鄉講學二十餘年，雖有言官多次推薦，但皇帝並不理會。
高攀龍在漆湖之畔(今蠡湖東岸)建造一座“水居”，取名“可樓”，作爲自己讀書靜坐的場所。除刻苦鑽研外，高攀龍還參與講學，很快成爲一代儒學宗師。當時高攀龍與顧憲成志同道合，交誼頗深。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知府和無錫知縣的支持下，高攀龍與顧憲成等人發起重建了東林書院，並每年舉行“東林大會”。初由顧憲成主持，萬曆四十年(1612年)顧憲成去世後改由高攀龍主持，直至天啓五年(1625年)書院被拆毀爲止。當時朝野內外的士大夫無論認不認識他們本人，提起高、顧都是一致稱讚。
高攀龍在講學過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標準來評議朝政，裁量人物。當時許多與他們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紛至沓來。在朝的李三才、趙南星、鄒元標、楊漣等正直官員也與他們互通聲氣，遙相應和。東林書院實際上已成爲社會輿論的中心。反對派對此十分忌恨，誣之爲“東林黨”，污衊他們是假借講學以結黨營私。
復起爲官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爲明光宗。明光宗在位一月駕崩，長子朱由校即位，是爲熹宗。
熹宗即位後，東林黨人因擁戴有功而重新崛起。高攀龍被任命爲光祿寺丞，天啓元年(1621年)又進封爲光祿少卿。天啓二年(1622年)正月，關外重鎮廣寧(今遼寧北鎮)失陷，明軍被迫退縮到山海關一線。消息傳來，朝野震驚，人心惶惶。高攀龍接連上書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國家瀕危的命運。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強戰守之備，並推薦禮部右侍郎孫承宗擔任防禦大臣，負責處理戰事。他的意見得到皇帝首肯。孫承宗也不負衆望，收復了廣寧和遼河以西的土地，邊境平靜了四年之久。
天啓二年(1622年)四月，高攀龍上疏追論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要求懲治鄭養性、李如楨、崔文升等人。奏疏上達，皇帝不悅而責備高攀龍多言，但最終仍將鄭養性譴歸原籍。
當時孫慎行以紅丸案指責前任首輔方從哲，高攀龍也引《春秋》典故歸罪方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爲方從哲辯解，被高攀龍上疏嚴厲斥責。不久高攀龍被調任太常少卿，又上一道《恭陳聖明務學之要疏》，向熹宗闡明讀書的重要性。方從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責帝王不孝的言辭激怒熹宗，熹宗欲嚴懲高攀龍。葉向高極力挽救，才得以罰俸一年而作罷。
天啓二年(1622年)九月，高攀龍調任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升任太僕卿、刑部右侍郎。
天啓四年(1624年)八月，高攀龍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上《糾劾貪污御史疏》彈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揚地區時貪贓枉法、鋪張浪費。吏部尚書趙南星經複查認爲事實確鑿，提請將崔呈秀戍邊。崔呈秀得知後連夜投奔魏忠賢，認魏忠賢爲義父。
此時以魏忠賢爲首的閹黨勢力日益擴張，控制了朝廷內外。東林黨人如楊漣等紛紛上書參劾魏忠賢，雙方爭鬥進入白熱化階段。
被誣自盡
此時魏忠賢正藉機大肆迫害東林黨人，稱高攀龍與趙南星結黨營私，皇帝下旨嚴厲斥責。不久後南京御史遊鳳翔出任知府，攻擊高攀龍徇私、排擠同僚，高攀龍因而被罷黜。
高攀龍等人被罷官後，以魏忠賢爲首的閹黨控制了朝廷大權，編派了《縉紳便覽》、《點將錄》、《天鑑錄》、《同志錄》等黑名單，將不依附於自己的官員開列在內，予以打擊。天啓五年(1625年)八月，魏忠賢矯旨，以東林書院爲始將全國書院盡數拆毀。
天啓六年(1626年)二月，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龍僅被罷官，必欲除之。於是假造浙江稅監李實的奏本，誣告高攀龍、周起元等七人貪污，派遣緹騎前來抓捕。三月，高攀龍整冠束帶前去拜謁先賢楊時的祠堂。回家後與弟弟高士鶴及門生賞花於後花園池畔，談笑自如。此時有人前來稟告周順昌已被逮捕，高攀龍聞言神情泰然，笑說：“我本視死如歸”。歸家後與夫人談笑如常，沒有異樣。親筆書信交給兩個孫子，交代翌日遞給校官，而後閉門遣散諸孫。不多時高攀龍的兒子們(發覺異樣)前來探查，發覺高攀龍已自沉於池塘，時年六十四(虛歲六十五)。
子孫們打開高攀龍的信，乃是遺囑，上面寫着：“我雖被罷免官職，但過去曾是朝廷大臣。大臣不可以被侮辱，因爲大臣被辱等同於國家受辱。我現在只有恭敬地面北叩首，以效仿屈原的遺願。皇帝的恩澤未能報答，只願來世再報。臣高攀龍絕筆。希望使者帶去這封信向皇上覆命。”
高攀龍就死前曾致書同年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子文集·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從此袁可立這位力圖遠離黨爭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對抗閹黨的前臺，每議事與閹黨“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天啓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呼?”(《睢州志·袁可立傳》)。後來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魏忠賢從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劉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爲本兵，天下兵馬大權二人一手握定。自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忠賢推戴之勢成矣。黃道周說：“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節寰袁公傳》)
身後追封
崇禎初年(1628年)，朝廷爲高攀龍平反昭雪，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