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左宗棠與郭嵩燾自小相識，感情深厚，但是價值觀上卻是兩個極端，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左宗棠與郭嵩燾自小相識，感情深厚，可之後的爲官生涯裏。因爲觀念的衝突，兩人數次交惡，甚至十數年不相往來。
左宗棠的價值原則是“公大於私，法大於情”。而郭嵩燾在某種程度上反過來了，至少他堅持認爲，“私有時大於公，情有時大於法”。郭嵩燾是中國第一任外交官，也是近代走出中國看世界第一人，飄逸高遠的郭嵩燾，他的思想力、眼界，百年內沒有幾個中國人可以跟上。
但他確實如左宗棠所說，不是做巡撫的料。這一點曾國藩也看出來了，他說郭嵩燾“乃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郭嵩燾著書立說是天才，處理官場關係、搞軍事、政治鬥爭，是庸才。
同是讀書人，左宗棠是“軍事家加政治家”型，而郭嵩燾則是“書生加思想家”型。形象地說，左宗棠是一隻老鷹，郭嵩燾是一隻鴿子。
郭嵩燾藝術家氣質很濃。他情感十分細膩，對外界非常敏感，情緒起伏非常劇烈，整個人給人的感覺，如他的字“筠仙”，仙風道骨。他與“燕頷虎頸”的農夫一樣的蠻牛左宗棠站到一起，差異感立刻就出來了。
在國家利益面前，試圖要左宗棠以親家、鄉親、老朋友的關係，爲自己網開一面，來幫自己說話，今人也很難接受。這不就是“官官相護”嗎?官場搞人際關係網，重私不重公，對人不對事，老百姓深受其害。
拿公共權力做私人交易，比腐敗還可惡、可怕。如果權力來自於上級或某個人，就只需對上級或某個人負責，需要感恩並回報，這與現代法治精神無疑完全背道而馳。孟子說：“民心所向，天必應之”， 民意即天意，統治者權力來自於民。
與郭嵩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同類，左宗棠有“公大於私，法大於情”的理想主義毛病。不錯，郭嵩燾並不適合做巡撫，他行動力跟不上思想力，弄得左宗棠打仗很被動。但畢竟郭嵩燾對左宗棠有“既救命，又保薦工作”的恩，如果左宗棠對郭嵩燾也完全按原則來，那麼人情就完全被原則葬送了。
關鍵還有，郭嵩燾當年如果不是出於人情考慮，而完全本於國家理性，按照原則辦事，他可以不聞不問，左宗棠可能早就沒命了。左宗棠畢竟生活在“情大於法”的社會，原則性與靈活性把握失當，他的變通能力在這裏欠缺。
左宗棠值得稱道的，是客觀但不絕情。他回長沙時主動請見比他小6歲的郭嵩燾，當然有登門道歉的意思，自己的脾氣是差了點，也不是低不下頭。
但郭嵩燾又不這麼想：你現在拜相封侯，衣錦還鄉;我出使英法歸來，正被全民喊打。勉強見面後，郭嵩燾心裏一直不舒服，他逢人笑話左宗棠現在人模人樣。畢竟郭嵩燾進士出身，而左宗棠只是個舉人。他從與人嘲笑左宗棠中，找到一點心理平衡。這種文藝腔、書生意氣，可以一笑而過。
左宗棠並不是不懂還人情，他拒絕在國事上還，堅持私情用私人方式還。當年因樊燮事件捲入“生死門”， 潘祖蔭救了自己一命。做陝甘總督時，左宗棠送他3000年前周康王時的文物“大盂鼎”一對。這事曾轟動中國，潘家藏有寶鼎的消息不脛而走，求見大鼎及求銘文拓本的人絡繹不絕，有人或誘以重金，或企圖強取豪奪。
左宗棠做得過分的地方，是一直沒有還郭嵩燾人情。或許他認爲，兩人關係太近了，多年老友，又是同鄉，還是親家，相互還在攀比、較勁，誰也不願意低頭認輸，不用還這個世俗的人情。偏偏郭嵩燾又很看重。左宗棠的心胸並不比郭嵩燾寬廣到哪裏去，也難怪重情的郭嵩燾耿耿於懷，至死還在惦記。
通過左宗棠與郭嵩燾這種奇特關係，我們可以看出：左宗棠得罪朋友，因個性剛直，不隱惡僞善，又堅持“公大於私，法大於情”。這將人情化中國醜陋的一面，不留情面地撕開，叫當事人情何以堪!
在歷史的當時，這算是不近人情;百年後再看，以個性立世，堅持“公大於私，法大於情”，也正是左宗棠的偉大之處。
左宗棠在事業上堅持現實主義，人情上相信理想主義;郭嵩燾則是人情上的現實主義，事業上的理想主義。這種觀念的差異，成爲了兩人交惡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