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一天兩頓飯
從史料所記和考古發現來看，在原始時期並無“一日三餐”的概念，而是“飢則求食，飽則棄餘。”“定時吃飯”是人們飲食文明進步的標誌，中國最晚在上古商代時已形成了“定時吃飯”的習俗。
先秦時期，尋常人家都是一天吃兩頓飯，即所謂“兩餐制”。這兩頓飯可以看成是“早飯”和“晚飯”。
這兩頓飯一般在什麼時間開始吃?如同作息制度一樣，古人就餐時間也是根據太陽的出沒而定的。古人將一天的時辰劃分爲12個時段，太陽剛出來時，叫“日出”，但古人第一頓飯一般是在接下來一個時段纔開始吃。其時已日上三竿，因爲大家都在這個時候吃第一頓飯，古人乾脆稱此時段爲“食時”。
古人稱主餐爲“大食”，此外就是“小食”，這在上古商代時已分得很清楚，古人認爲早餐不僅要吃好，更要吃飽。
戰國時期多了夜餐
那麼，一日“三餐制”出現於何時?其實，在流行“兩餐制”的先秦時期，已有人一天吃三頓飯。《莊子·內篇》有“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的說法，意思是去郊外遊玩，帶足三頓飯，來回肚子都是飽的。如果當時沒有一天吃三頓飯的現象，莊子是不可能這麼寫的。
但當時的“三餐制”並不適用於普通人，有相當社會地位、家庭條件優越的貴族、富人才會一天吃三頓飯。
《戰國策·齊策四》“管燕得罪齊王”條稱：“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意思是讀書人一天三頓飯都吃不飽，你的鵝、鴨卻吃不了。這說明當時已存在一天吃三頓飯的現象，同時也印證了普通人家並無“三餐制”。
實際上，此時的一日三餐只是一日兩餐的補充，其中的第三頓飯有點“夜餐”的味道。當時在貴族中間吃夜餐並不新鮮，在《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中，就有齊景公深夜將宴席搬到晏子家的記載。
從根本上說，“三餐制”是特權階層的飲食制度，最早是周王的專利。周王的日常飲食除了朝食外，就是“燕食”，燕食分別在日中(中午12時)或日夕(下午3時至5時)。如果在中午吃飯，從時間概念上說，與現代的午飯並無區別，但如果從食物的內容和當時人們重視程度上講，則完全不是一回事。
秦漢時期，普通人或是級別較低的官員多爲“兩餐制”，但在貴族中間已普遍實行“三餐制”。當年淮南王劉長謀反獲罪，漢文帝劉恆便特批他仍可享受諸侯王的生活待遇，允許一天吃三頓飯，此即《漢書·淮南厲王劉長傳》裏所說的“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此外每天還供應劉長5斤肉、2斗酒。
“午飯”成爲主餐
“一日三餐”的飲食風俗始於魏晉以後，但真正普及則在隋唐時期。其時民間基本一天都吃三頓飯，與現代概念上的“三餐制”幾無區別。其標誌是，“中餐”“午飯”這類詞彙開始流行，並大量出現在當時文人的詩文中。中餐即中間那頓飯，賈島《送貞空二上人》詩中便有“中餐”：“林下中餐後，天涯欲去時。”白居易的《詠閒》詩中則有“午飯”：“朝眠因客起，午飯伴僧齋。”
中餐、午飯都是“中飯”的意思，因處於早、晚兩頓飯中間，又在日中時分吃，故得名。中餐爲“中食”“晝食”，與先秦時期中午時分享用的“燕食”在用餐時間上是相同的，但兩者的重要性不能相提並論。唐時的中餐已成爲三餐中的主餐，秦漢及以前，人們一天最重要的一頓飯“朝食”已退居次位。
需要說明的是，“三餐制”在唐時已很普及，但是“兩餐制”並未因此消失，有的地方一天吃三頓飯，有的地方一天吃兩頓飯，到清末，乃至今天都這樣。
帝王一日“四餐制”
一天吃幾頓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物質條件和社會行爲的制約。除了“兩餐制”和“三餐制”，古時還有“一餐制”和“四餐制”及“五餐制”。很顯然，一天只吃一頓飯，當是窮人無奈的選擇，而一天吃四頓飯就不是一般人能享用的了。
“四餐制”在古代屬於“帝王餐”，漢朝時被制度化。中國古代飲食制度帶有明顯的等級色彩和禮儀特徵，貴爲天子的皇帝飲食安排自然要與衆不同，以別尊卑。帝王爲什麼一天要吃四頓飯?漢班固《白虎通·禮樂》“右論降神之樂”條是這樣解釋的：“王者之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原來，帝王每天吃四頓飯是借“四方”、“四時”之數字概念，有迷信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