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狀元彭汝礪的墓葬地尚無統一說法，當今資料顯示其有三個地方：一是位於今湖北陽新縣，二是位於今江西浮樑縣，三是位於今江西鄱陽縣。
一、湖北陽新說，從世傳到亂真的錯誤觀點
葬於湖北陽新的說法流傳於鄂東南，墓地具體位置在今湖北省陽新縣木港鎮下彭源，今稱獅子口山。
這種說法的依據是源於《明一統志》的記載，《明一統志》卷五十九“陵墓”條目第3656頁載：“彭汝礪墓，在興國州南三十五里，汝礪官至尚書，俗呼彭尚書墓，墓側有祠。”
這個依據的可信度取決於《明一統志》資料的準確性。
事實上，史上多次有人指出《明一統志》的錯誤甚多。《四庫全書》館臣稱：“其時纂修諸臣，既不出一手，舛訛牴牾，疏謬尤甚”。《天順五年〈明一統志〉天津資料點校集註》稱：“官修之書歷來都難免粗疏之失，《明一統志》自然也不能免俗。清初顧炎武撰《日知錄》就指出其中所述古代的事情往往有差錯。”
《明一統志》，原名《大明一統志》，李賢、彭時等奉敕修撰。明永樂十六年(1418)，明成祖詔修《天下郡縣誌》，未成。明景泰五年(1454)，明代宗“命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陳循等率其屬纂修天下地理志”，復遣進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國各地採錄事蹟，又督令各地纂修志書呈進。歷二年成《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英宗復辟，以《寰宇通志》“繁簡失宜，去取未當”，於天順二年(1458)命李賢、彭時等人“折衷羣書，務臻精要”，進行刪補修改。天順五年(1461)書成，英宗親撰序文，賜名《大明一統志》刊行。
從《明一統志》的編修過程可以看出，資料內容是各路編修人員從全國採集，然後彙編而成，資料來源於地方，未加甄別覈實，其真實性和準確性最多等同於地方誌。
爲考證《明一統志》所載之真實性，可以逐步覈查其資料的來源。
按照收集上報程序，《明一統志》中關於“彭汝礪墓”的資料首先來源於省志《湖廣通志》。《欽定四庫全書·湖廣通志》卷八十一“陵墓誌”之“武昌府”條目載：“尚書彭汝礪墓在興國州南三十五里，俗呼彭尚書墓，傍有祠”，兩處所敘基本一致。
《湖廣通志》的資料又來源於《興國州志》(陽新縣舊稱興國州)，《興國州志》載：“興國州南三十里許，地曰下彭源，有宋尚書彭汝礪墓”及“俗呼彭尚書墓，墓誌朗然。墓側有祠。地名原叫東鄉里下彭源金巴山，後更名爲走馬倉獅子口”，本內容錄自於彭騰芳宗親所撰《狀元彭汝礪文獻集》，與《興國州志》、《明一統志》記載基本一致。而筆者所查閱的《興國州志·卷之三·輿地志》(清陳光亨纂)，其記載爲：“彭汝礪墓，明一統志雲：州南三十里地，曰下彭源，相傳有宋尚書彭汝礪墓。按《浮樑志》：祀汝礪爲鄉賢，又載其墓在浮樑，未知孰是”，此版本所載不僅是“相傳”，且因與浮樑志所載不同而“未知孰是”。
我們再來看當地彭氏宗譜，據湖北陽新縣《彭氏宗譜·十策堂》(彭方金主編，2009年版)第四百四十頁載：“(彭汝礪)又妣劉氏諱玉滿，諡文節夫人，生子一：堯輔”;又載：“公(彭汝礪)歿後，妣隨子往興國路官署遂家焉，歿葬興國州東鄉里下彭源金山巴，更名獅子口，世傳公亦遷斯，載興國州志”，這裏也僅是“世傳公亦遷斯”。
由《彭氏宗譜·十策堂》、《興國州志》到《湖廣通志》再到《明一統志》，關於“宋尚書彭汝礪墓”的記載是一層層上報彙編的。從《彭氏宗譜·十策堂》的無彭汝礪具體墓葬記載、只是“世傳公亦遷斯”，《興國州志》的“相傳有宋尚書彭汝礪墓”、但“未知孰是”，一步步升級到《湖廣通志》、《明一統志》的“有宋尚書彭汝礪墓”且“墓側有祠”，其中有意識的、善意的篡改痕跡，應是較爲明顯。《明一統志》把原來“世傳”、“相傳”、“未知孰是”的彭汝礪墓演變成了“有”彭汝礪墓，反過來又成了下一級地方誌的依據，其中的說服力不知能有幾成。
在《明一統志》撰成的明天順五年(1461)，陽新縣獅子山上並未建有彭汝礪墳墓，現僅存二二年豎立的墓碑，其他找不到任何舊墓碑等器物來做證明。而且，身爲大宋狀元，官居吏部尚書，按照當時習俗，彭汝礪應是與原配寧氏合葬，怎麼會與側室劉氏合葬呢?這不禁讓人想到，是不是後人在特意地附會?
此外，彭汝礪是江西鄱陽人，爲什麼要葬於湖北陽新呢?
持葬於湖北陽新觀點的人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認爲彭汝礪愛楚、徙楚，二是彭汝礪兒子彭堯輔因官居興國路糧倉官，而奉勅將父棺木遷葬於此。認爲彭汝礪愛楚、徙楚是因爲彭汝礪寫了一些詩句詠歎荊楚的秀美風光。彭汝礪一生仕途坎坷，多次外放爲地方官，性格豪爽，在其現存一千多首詩中多數是描寫各地自然景觀以及與親友交遊的，由幾首田園詩而推斷彭汝礪愛楚、徙楚並不足信。而認爲彭汝礪死後由其子彭堯輔遷葬於興國路，筆者覺得也不合情理，彭汝礪並不只生彭堯輔一個兒子，另有四個兒子，除長子彭侗早逝外，彭佚、彭作、彭修均子孫繁茂，彭佚先遷芝城老塔前，後裔今居鄱陽縣雙港鎮，彭作遷居樂平市，彭修則生於鄱陽濱田長於鄱陽濱田，且葬於濱田曲島山，三位兄長豈會同意弟弟彭堯輔將父親遷葬於路途遙遠的湖北陽新呢?更何況彭堯輔是彭汝礪偏房劉氏所生，並未回老家上譜。
那爲什麼湖北陽新會有彭汝礪墓呢?這應該是彭堯輔因官而遷居於湖北陽新，其生母劉氏葬於此，爲方便祭拜，特將母親墳墓修成父母合葬墓，其中父親墓只不過是一個空穴而矣。一代一代傳承下來，以至“世傳公亦遷斯”，一座空穴傳成了真墓。
葬於湖北陽新的說法雖然並不正確，但因其影響深遠，已被後來的多種書籍抄襲錄用，如：
《江西省彭氏源流聯譜》第281頁載：“崇寧元年壬午(1102)，奉勅葬湖北興國州三十里，俗呼彭尚書墓，墓側有祠(見《明一統志》)。”
《狀元彭汝礪文獻集》第六頁載：“葬公於饒州某縣某鄉某原(浮樑縣)。越九年，宋徽宗崇寧元年壬午(1102)，奉勅葬湖北興國州南三十里，下彭源走馬倉獅子口，同妣文節夫人劉氏合墓。俗呼彭尚書墓，墓側有祠。”
《江西曆代狀元傳》載：“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敕葬湖北興國州三十里，俗呼爲彭尚書墓。墓左有祠。”
以上三種資料既源於《明一統志》，且又做了適當的變通：彭汝礪去世九年後敕葬湖北興國州。因爲從現存資料來看，彭汝礪至少是初葬在古饒州所轄範圍內的。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宋代杜大珪編)中集卷三十一《彭待制汝礪墓誌銘》(曾肇撰)載：“紹聖二年正月，召彭公於江州，以爲樞密都承旨。命下，識者相慶曰：‘正人進矣!'越翼日，公以訃聞，識者復相吊，曰：‘朝廷失一正人!'……於是有詔，加等賻恤，以都承旨告賜其家，授其弟汝霖江淮發運司句當公事，使辦喪事。明年正月某甲子，葬公於饒州某縣某鄉某原”。這種說法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據《容齋隨筆》(南宋洪邁撰)稱：“曾子開(肇)與彭器資(汝礪)爲摯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爲謝，欲之至再，……彭子惶懼而止”，曾肇與彭汝礪本爲好友，又是應彭汝礪兒子之求而作墓誌銘，所記安葬之地是不會有差錯的。但這裏只能確定的是彭汝礪安葬於饒州(宋時饒州轄鄱陽、餘干、樂平、浮樑、德興、安仁等六縣)，至於具體位置並未詳述。
二，江西浮樑說，因交遊而安葬的錯誤觀點
葬於江西浮樑縣的說法流傳於江西景德鎮，具體位置在浮樑屏山(今浮樑縣壽安鎮朱溪村屏山)或浮樑江村(今浮樑縣湘湖鎮洞口村委會江村)，浮樑江村位於浮樑屏山附近，作爲彭汝礪墓葬地，所指兩處可能是同一地點。
葬於浮樑屏山首先見於《浮樑縣志》等地方誌。《浮樑縣志》(清道光版，2007年翻印)第十九卷《墳塋》中載：“宋三魁祖墓——在伴龍山。三魁爲彭汝礪、程瑀、僧佛印，此蓋葬其祖。時謂佛印僧中之魁，故立名。按：通志載狀元彭汝礪墓，雲章鳳應續鄱志，在浮樑之屏山，是汝礪亦葬縣境也，並附備考”。即《浮樑縣志》說彭汝礪祖墓在伴龍山(今浮樑縣莊灣鄉深渡村伴龍山)，還說《江西通志》載彭汝礪本人葬在屏山(今浮樑縣壽安鎮朱溪村屏山)。
《江西通志》(清雍正版)卷一百十《邱墓》“饒州府”條目載：“狀元彭汝礪墓在府城延祥觀右。按：安志載在鄱陽藥爐山，章鳳應續鄱志在浮樑之屏山，惟林志則載延祥觀，未知孰是”。其中的“安志”指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刻本的《江西通志》，于成龍、安世鼎修，杜果纂。“續鄱志”指明景泰元年(1450)刻本的《續鄱陽志》，章鳳應纂修。“林志”指明嘉靖四年(1522)刻本的《江西通志》，林廷昂纂修。從這裏看到，因爲《續鄱陽志》認爲彭汝礪墓在浮樑屏山，所以《江西通志》先說“狀元彭汝礪墓在府城延祥觀右”，後又稱“未知孰是”。
持葬於江西浮樑觀點的人認爲，彭汝礪喜愛浮樑山水，文集中有很多詩是描寫昌江人文風物，一生與浮樑縣多位名人交往密切，如佛印，以及與多位浮樑縣令交好，如許屯田、郭知章、王太博、張景修、程德林等，且其妻寧氏是浮樑屏山(今浮樑縣壽安鎮寧廠村，在屏山附近，故稱屏山寧氏)人，浮樑屏山或浮樑江村均是岳父寧錫公家的祖產或祖墳山，甚至有觀點認爲是由彭汝礪妻侄寧琯操辦喪事，將其安葬於浮樑。
對於這第二種說法筆者也有幾點疑惑，一是彭汝礪縱然喜愛浮樑山水，但應不至於要將其葬於浮樑;二是位於饒州州城西北(今鄱陽縣城姜夔公園內)的牛首山乃當時彭氏祖墳山，彭汝礪父母及其妻子寧氏均葬於此，爲什麼不將彭汝礪也葬於牛首山，與其父母妻子爲伴呢?三是彭汝礪喪事是當時皇帝宋哲宗“授其弟汝霖江淮發運司句當公事，使辦喪事”(《彭待制汝礪墓誌銘》)，且“汝礪卒，(彭汝方)棄官歸葬”(《宋史·彭汝方傳》)，彭汝霖、彭汝方兄弟二人會同意將兄長安葬於浮樑嗎?浮樑當時並沒有狀元子侄居住，豈不是增加子孫祭拜的麻煩嗎?
仔細閱讀《重修濱田汝礪公墓誌銘》，發現葬於浮樑江村的說法至少流行了553年，但其中所述葬於浮樑江村的經過較爲離奇且與史實不符。《重修濱田汝礪公墓誌銘》成於明天順八年(1464)，由明朝鄱陽人劉莘所撰，其中載：“宣和年間(1119--1125)，尚書(彭汝礪)致仕。建炎己酉(1129)秋，遊於寧氏門，七月十三薨於彼焉，享壽八十有二。……時進士妻姪寧琯具棺斂忌葬尚書公於彼之江村。”
贛東北多地《彭氏宗譜》所載內容與此相同，應是來源於此，也多載爲初葬於浮樑江村。特別是有一支狀元后裔，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由江西省樂平市遷往湖北省潛江市，其宗譜對此記載更爲詳細。
湖北省潛江市《彭氏宗譜·器資公傳》載：“器資公，諱汝礪，季昌公之仲子也，幼有大志，力學不倦。宋英宗治平乙巳科狀元及第，任翰林院撰修，其讀書處名洗硯池，在長愛山。先居濱田曲島山，嘉定癸卯(嘉定爲南宋寧宗年號，1208—1224年，期間無癸卯年，有誤)贈徙居東伴龍山，卒於建炎己酉(1129)七月十五日，享年八十有二，葬於裏之江村，系寧氏地，有壙記及寧氏批書附後。”
其《彭氏宗譜·壙記》載：“公(汝礪)幼承父命，遊於浮樑壽安鄉屏山寧氏之門，於是寧錫公之次女贅焉，……建炎三年(1129)七月十五日葬於裏之江村，南向湖井，享年八十有二。”
其《彭氏宗譜·寧氏批書》載：“本里江村湖井長山，乃洵之祖山也，予妹夫彭汝礪公生謀佳城，愛而求之，而未出筆，今不幸公卒，從命將祖山批付彭甥佚作修三人，安妥公柩。其山上至嶺脊，下(至)龍潭周圍，七十餘畝俱附彭宅永遠管業。長蒙庇佑，自後寧氏之族再無得主茲山矣，各房子孫敢有故違擅起爭端者，許令彭甥責此出官，準不孝諭。建炎三年(1129)七月十二日浮樑寧洵書批。”
無論是墓碑還是宗譜，儘管記載詳盡，事由清晰，但其所述基本上都是錯誤的。實際上，由《彭待制汝礪墓誌銘》(曾肇撰)可知，彭汝礪是宋紹聖元年(1094)歿於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知州任上，享年僅五十四歲，上述錯誤有幾點：一是彭汝礪去世前的情況，由江州知州任上誤爲致仕(即退休);二是去世的時間，由1094年誤爲1129年;三是去世的地點，由歿於江州官署誤爲浮樑寧氏門;四是喪事操辦人，由弟汝霖、汝方及諸子誤爲妻姪寧琯;這些均與史實嚴重不符，特別是去世的地點、喪事操辦人的嚴重錯誤讓其葬於浮樑的說法根本無法立足。
因此，葬於江西浮樑的說法是錯誤的，不足爲信。但其影響較廣，不僅樂平、浮樑等地信奉此說，甚至於還影響到了鄱陽濱田，這是當今研究者必須深思並加以辨析的。
三、江西鄱陽說，從遷葬到始葬的本來面目
葬於江西鄱陽縣的說法流傳於今贛東北大部分地區，具體位置爲今鄱陽縣鄱陽鎮任家村委會東江村大濱田山。
據上文中的《江西通志》(清雍正版)卷一百十《邱墓》“饒州府”條目所載，“林志”認爲彭汝礪墓在“延祥觀”、“安志”認爲彭汝礪墓在“鄱陽藥爐山”。“延祥觀”、“鄱陽藥爐山”，看似兩個地方，則實指向同一個地點。藥爐山，又稱馬蹄山或馬跡山，因仙壇觀(宋代稱延祥觀)建在藥爐山上，故又稱仙壇山;緊鄰其南邊的是濱田彭氏祖墳山，爲區別相鄰的另一座濱田彭氏山，當地人今稱之爲大濱田山。
《饒州府志》(明正德版)第三卷“墳墓”未載彭汝礪墓。《饒州府志》(清康熙版)第十三卷“墳墓”鄱陽縣條目載：“彭狀元汝礪墓，在仙壇藥爐山，按章鳳應續鄱志又載在浮之屏山”。《饒州府志》(清同治版)第三十一卷“塋墓”有類似記載。
《鄱陽縣誌》(清康熙版)第十五卷“墳墓”載：“彭狀元汝礪墓，在仙壇藥爐山，按章鳳應續鄱志又載在浮樑之屏山”。《鄱陽縣誌》(清乾隆版)第二十二卷“墳墓”、《鄱陽縣誌》(清道光版)第二十九卷“塋墓”所載與此相同。《鄱陽縣誌》(清同治版)第二十二卷“塋墓” 載：“彭狀元汝礪墓，在仙壇藥爐山。按：章鳳應續鄱志又載在浮樑之屏山，通志(《江西通志》)雲在府城延祥觀。”
由此看出，無論省志、府志還是縣誌，都傾向於“在仙壇藥爐山”，但又不能肯定，以至《江西通志》(清雍正版)說“未知孰是”。筆者推測，在明前期(約1450年之前)的資料是認爲彭汝礪墓在浮樑屏山，如章鳳應的《續鄱陽志》;而在明後期(約1464年之後)的資料又轉向於墓在鄱陽藥爐山。這其中原因可能與明天順八年(1464)鄱陽濱田彭氏組織在藥爐山重建狀元墓有關。
在彭氏宗譜中，多數認爲彭汝礪墓初葬於浮樑江村，後由其子彭修遷葬於“鄱陽藥爐山。”
如鄱陽縣濱田村《錦標彭氏宗譜》(民國丙戌版)載：“紹聖甲戌(1094)，貶公出知江州，卒於宦所，壽五十四歲，葬浮樑江村，南向朝井坑。…子修公奉勅命遷公葬於懷德鄉仙壇山之西。”
其觀點是：彭汝礪先葬於浮樑縣江村(今浮樑縣湘湖鎮洞口村委會江村組)，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彭汝礪幼子彭修奉敕命將父親墳墓由浮樑江村遷往鄱陽仙壇山，並將母親寧氏墳墓也由鄱陽牛首山(今鄱陽縣城姜夔公園內)遷此合葬。
筆者認爲，彭汝礪墓應葬於鄱陽藥爐山，且不是遷葬於此，而是一開始就由其弟汝霖、汝方和諸子將其安葬於此。
首先，當時正值宋廷欲將其提拔之時，聽其訃聞，朝野上下是悲痛並惋惜，“朝廷失一正人，奈何”，“於是有詔，加等賻恤，以都承旨告賜其家”，擇一風水寶地，建一體面而莊重的墓園，應是理所當然且力所能及的，鄱陽藥爐山實乃不二之選。
藥爐山，位於今鄱陽縣鄱陽鎮任家村委會東江村東，爲道教72福地之第52福地——道教聖地仙壇觀所在地。相傳東漢建安十二年(207)，有仙人王遙入山修煉，有鬥壇、煉丹井、石藥盂遺蹟。至晉元康二年(292)，真人白日飛昇，這裏不但留下諸如仙人騎馬飛昇時的馬蹄印記，也成了道家擇觀的福址。隋大業二年(606)，道士曹志虛正式建觀——仙壇觀，歷經唐、宋、元、明、清諸朝，直到解放初期觀宇傾圯，福地消失。
仙壇觀鼎盛時，觀宇巍峨，香火旺盛，佔地規模極大，當時觀有十景之說，即：馬跡山勢、道汊湖光、延祥觀宇、朝鬥靈壇、藥爐苔蘚、丹井清泉、方池珠漾、駕虹渡馬、馬跡波谷、柏潭降虎。北宋饒州知州范仲淹曾賦詩：“靈臺共上百神清，碧塢紅霞相映明。曲徑已無青草合，亂峯時有白雲生。亭亭翠纛高山矗，隱隱狂雷落石轟。待得九霄孿鶴馭，玉書應改地仙名。”足見仙壇觀(時稱延祥觀)已是聞名遐邇，聲赫名顯。元周伯琦詩云：“西晉仙人留鞋處，桃花流水護青山;空壇風撼龍蛇窟，絕壁雲通虎豹關。”
只有如此福地才配葬彭汝礪這樣才華橫溢、氣節高尚的傑出賢能，這是爲什麼不將彭汝礪葬於祖塋地牛首山或居住地濱田的原因。不僅彭汝礪敕葬仙壇山，其弟彭汝方後來也敕葬於此。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正月，彭汝方通判衢州，因方臘起兵陷城，罵賊死節，徽宗褒嘆之，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義，敕葬仙壇觀，夫人義城劉氏，附葬同穴。惜彭汝方子孫寥落，今僅知鄱陽縣三廟前鄉柳溪彭家二百多人爲其直系後裔。其墓失聞久矣，今不知其所。
其次，成於明天順八年(1464)的《重修濱田汝礪公墓誌銘》篇首即載：“芮城距東數裏曰仙壇，宋故狀元汝礪公墓所寓焉”，本銘一開篇就肯定仙壇山爲宋狀元彭汝礪墓之所在地。芮城，指當時饒州府城，即今鄱陽縣城，因秦朝番君吳芮建城於此，故稱之爲芮城。本銘認爲彭汝礪是先葬於浮樑寧氏門，但上文已述其事由與史實不符，其先葬於浮樑寧氏門的觀點自然不足信，遷葬之說也就不成立。
至於到明朝前期，浮樑等地認爲是葬在浮樑屏山，一來是彭汝礪家族與浮樑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浮樑等地還認爲彭汝礪父母及祖父母也葬於浮樑，對此筆者會有另文詳述)，二來歷經南宋、元兩朝動盪不安的時局，特別元朝蒙古族對漢族的高壓統治，墳墓譭棄，族譜無存，難以查證。浮樑等地觀點自然影響了很多人，甚至某些觀點還影響了濱田彭氏。但在天順八年(1464)重建彭汝礪墓時，其墓址經狀元后裔的代代相傳和多方考證是不會有錯的。不然，濱田村本是山清水秀、風光迤邐，且自狀元彭汝礪父親彭思泳就置業於此，濱田彭氏怎會捨近求遠在仙壇山建狀元墓地呢?以當時濱田一村之力哪有能力在離村“七十里餘”去買地建祖墓?而當時仙壇山附近的村民又怎會同意濱田村到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建造墳墓呢?事實上，明天順八年(1464)重修仙壇山彭汝礪墓就是緣於兩位耄耋老人拜墓而倡導發起，《重修濱田汝礪公墓誌銘》載：“暨元末兵燹，(原墓碑)文字磨滅譭棄，惟龜趺存焉。……洎天順庚辰(1460)，(彭汝礪孫輩煥公)十二世孫貴德公，年丁八十有五，欽蒙恩典優老受帛，偕弟公信守成翁，經由拜墓，追慕唧嘆，以謂不重立碑，恐終墜厥緒，致後無聞，於時心同意協，果於有爲，勒石垂成，而貴德公尋逝，守成翁年七旬有五，惟恐衆心泮渙，怠於因循，庸是率合族屬，捐金庀功，確盡乃心，以顯先烈”。據彭氏宗譜載，“置祀田百畝……以飴祭掃”，以備散居於各地的狀元后裔前往祖墓祭拜時，由祀田的租戶無償提供食宿。時至今日，仙壇山腳下的村民仍自稱，其祖上就是爲狀元彭汝礪守墓的。
狀元后裔在時局穩定、國泰民安之時，多次集資籌物，組織修繕，還祖墓一個安寧祥和的環境。明天順八年(1464)是史料存今的第一次重修，留存於世的有“重修濱田汝礪公墓誌銘”，這塊墓碑高有2米多，寬約1米，現存於濱田村彭汝礪紀念館。四周原建有石仿等多處石刻，爲“文革”時期損毀。還有一隻大型馱碑神龜，由灰麻石雕刻而成，如今仍留在仙壇山，位於墓冢下方十餘米處，由“惟龜趺存焉”可推斷此爲北宋彭汝礪墓之真正原物，距今已經923年，實乃千年神龜!
現存墓冢爲一九九三年重新修葺，整個墳墓低於四周地面，只有墳頂略高於外圍地面，座北朝南，碎石圍砌，水泥石碑，篆刻陰文“宋狀元及第彭公汝礪、德安君寧氏合墓”字樣，佔地面積約有20平方米。
如今，彭汝礪墓仍安詳地躺臥在仙壇山上。歷經千年風雨，已是多次被盜，並數度被肆意毀損。不僅隨葬器物全無，且已無法找尋到原墓的蹤影，只留下一個墓址讓後人遐想，青山依舊，氣節永存!
四、結語
彭汝礪安葬於浮樑屏山或浮樑江村，史料依據錯誤，但可反應出彭氏與浮樑縣的緊密關係。彭汝礪安葬於鄱陽縣仙壇山，於情理於史實都是可信的。而遷葬於陽新縣木港鎮下彭源，在湖北亦是深入人心，鄂東南彭汝礪後裔對此深信不疑。鄱陽仙壇山、陽新下彭源分別是贛東北、鄂東南兩地彭汝礪後裔祀拜祖先的聖地，無論真與假，都無法撼動兩地狀元后裔的深切追思和無尚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