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建立大一統帝國算起，在中國，皇權經歷了一個不斷被削弱的過程。西漢初期政府皇室尚不分，政府相當於皇帝私人辦事機構;到漢唐政府與皇室逐漸分離，內外朝並立;再到宋朝皇室在政治領域全面退縮，公共化的政府成爲管理國家政治外交的唯一合法機構。到了明朝，這種趨勢進一步發展，不但皇室的權力萎縮，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權力也進一步萎縮。皇帝對經濟財政的控制權也完全喪失，較之宋代皇帝可以把大量財政收入納入內帑私庫，這是更進一步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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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帝還可以通過任命宰相來和政府部分文官結成聯盟，對國家的政治經濟事務有一定的管控權力。到了明朝太祖成祖之後，皇帝的這點權力也被剝奪，在政府內真正成爲孤家寡人。
尤其是土木堡事變以後，在國家事務上，任何違背文官集團意志的行爲，皇帝都寸步難行。設想一下，皇帝處於文官集團的包圍中，信息是文官集團提供的，建議是文官集團給出的，應對措施是文官集團誘導的，最後的決策是要經過文官集團同意的，這樣，在國家事務上，皇帝要想不成爲傀儡，不被文官集團牽着鼻子走，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大概皇帝唯一能夠行使自己意志的地方就是和私人有關的事務，但即便是這個領域也並非那麼如意，往往也受到文官集團的阻撓、干涉。
俗話說，物極必反。當皇權被削弱到這樣一種極限的時候，也必然會產生一定反彈。明代產生了一系列由皇帝直屬的暴力機關、司法刑訊機關，這就是有名的錦衣衛和東廠(明代還設立過西廠、內行廠等，其性質和東廠類似，爲期甚短，所以不做專述)。
通過錦衣衛和東廠，皇帝可以繞開國家政府的司法部門，直接進行偵查、逮捕、審問活動，直接按照個人意志對不滿意的人進行暴力懲罰，比如廷杖，比如把人抓入詔獄刑訊折磨。和許多人想象的相反，錦衣衛和東廠的設立不但不是皇權高度膨脹、專制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恰恰是皇權極度削弱到接近極限後產生的結果。也可以說，這是皇權被打壓到極低之後的一次觸底反彈，一次迴光返照。
如果宋代皇帝的權力還足夠讓他們有自信通過政府部門來施行自己的統治，那麼到了明代，皇帝的權力已經萎縮到讓他們徹底失去這個自信了，他們不得不在政府之外另闢門路。這纔是問題的本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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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衣衛是明太祖設立的，東廠是明成祖設立的，表面上這些機構的設立和兩位皇帝個人的風格傾向有關係，但實質上，背後有其必然性。如果這兩位個人能力超級強悍的皇帝在龐大的文官系統面前都力不從心，而不得不另設機構來增加力量，那他們的子孫就更不用說了。
當然，如果明太祖像宋朝一樣，採取搜刮民財用高俸祿以及其他種種優待政策如犯罪免死輕刑來收買整個文官階層，不廢宰相以分化籠絡部分文官，藉此維繫皇帝個人統治也是可以的，甚至對滿足皇帝個人私慾來說更省力。
但如此一來，明朝就不過是宋朝的簡單重複，甚至會比宋朝更糟糕、更軟弱。因明朝科舉制度的實行已經更加普遍化，文官的數量和勢力都更爲龐大，使用妥協收買政策只能讓國家更加衰弱腐敗。真實的明朝至少還能在萬曆時期有力量出兵朝鮮，打敗剛剛從戰國時代鍛煉出來處於上升勢頭的日本軍隊，而一個宋朝化的明朝是斷然做不到這點的。
正因爲有錦衣衛和東廠的存在，龐大的文官集團和皇帝之間才存在一定的權力制衡與約束，否則就完全是一邊倒的局面，皇帝的地位恐怕比君主立憲國家的君主還不如。
但錦衣衛和東廠這樣的機構能發揮作用也有其前提條件。首先，文官集團承認皇帝的合法性和權威性。錦衣衛和東廠雖然聽起來很厲害很威風，但實際力量很有限，到中後期還未必受過正規軍事訓練，是無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規軍相比的。大多數情況下，只有文官集團承認皇帝的合法性，錦衣衛和東廠才能發揮作用。
其次，錦衣衛和東廠雖不受政府管轄，但本身卻是輿論監督的重點對象，一有風吹草動，這類機構就成爲輿論批判的靶子。輿論這東西不可小看，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沉痛的代價。故此，明朝皇帝並不可以隨心所欲濫用錦衣衛和東廠的權力。明太祖和明成祖時期屬於建國初期，後來的明朝皇帝出於自己意志廷杖大臣，把人抓進詔獄，一般都是因私人事務被大臣們評頭論足、管頭管腳，這才惱羞成怒，動用那些權力。
先看只做了十個月皇帝的明仁宗的例子。明仁宗時期翰林侍讀李時勉上了一份疏，因爲仁宗登基要更換一些侍女，他不知根據哪來的小道消息，硬說仁宗在父喪守孝期間近女色。光從這個疏就可看出李時勉是一個心術不正的人，作爲大臣不關心國家大事，卻成天像現在的狗仔隊一樣以窺探皇帝個人隱私爲能事。不要說是皇帝，正常的普通人大概對這種胡亂干涉個人隱私的病態行爲都會痛恨惱火到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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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的脾氣還算是比較好的，看到這份奏疏後雖然惱火，但還是耐心地把李時勉叫進去，告誡他不要根據流言蜚語大做文章。可是李時勉似乎覺得這正是一個讓自己出名的大好機會，絕不能放過。於是李不但不認錯，反而變本加厲如長舌婦般當着皇帝的面進行侮辱。仁宗的脾氣再好也忍無可忍，當即讓錦衣衛把李時勉打了一頓，斷了三根肋骨，又關進詔獄中。
從整個事件過程看，李時勉可謂咎由自取。明仁宗被他氣得不輕，本來就是非常肥胖的人，這麼一氣，造成猝死。
古人醫學知識不足，還認爲明仁宗一直健康，死得很蹊蹺，明人黃景昉稱仁宗“實無疾驟崩”。於是胡亂猜疑，把仁宗說成是好色過度突然死亡，甚至猜疑是宣宗弒父。不過李時勉倒當真憑藉這種陰暗的小人行徑，撈取到足夠的政治資本，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來。
在皇帝有錦衣衛等直屬暴力機關的情況下尚且如此，如果沒有這樣的機關，只怕皇帝真要被這些文官欺壓得不像樣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