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讀歷史的人都知道明末有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這是明朝末年發生的影響到皇位繼承、泰昌帝死亡之謎的大事，這三件事引發了朝局紛爭，是明朝紛亂和衰亡的開始，所以在明朝歷史上影響巨大。
然而，類似的事情在南明也發生了，也是三件，也被稱爲“三大案”，與明末三大案不同的是它們都發生在南明弘光朝，相同的是影響都十分巨大，南明三大案分別是“大悲案”、“太子案”和“童妃案”。
大悲案最爲簡單，崇禎在北京自殺後，弘光皇帝在南京繼位稱帝，一個和尚突然來到南京自稱是明朝的親王，弘光皇帝命有司對其審判，後查明系僞裝，而且所言十分荒唐，最後大悲和尚被處斬。
但是其他兩件，太子案和童妃案則沒那麼簡單了，對於弘光皇帝來說，這兩件案子涉及到別人(崇禎皇帝)的兒子和自己(弘光皇帝)的老婆是真是假，而且兩者影響十分巨大，甚至會威脅到弘光皇帝剛剛坐上的皇位。
1644年十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奴僕穆虎從北方南下，與一名少年結伴而行，半路上少年自稱是崇禎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後高夢箕也不能辯其真假，就將其轉移到蘇州、浙江一帶藏起來，但是該少年經常招搖過市，搞得盡人皆知，無奈之下，只得將其送往南京，交由大家審議。
弘光皇帝聞奏則令有司共同審視，弘光朝中有很多大臣都曾在崇禎朝任職，很多人都認識太子，大學士王鐸曾任東宮教官，所以他被指定前去辨認，他在回奏的奏疏中說：
臣一見即吒之曰：“此假人假事，犁丘之鬼也，太子豈其然乎?”臣同舊禮部尚書北京端敬殿中侍班三年，例當考滿升蔭，爲妬者沮之。尚記先帝東宮大目方顙，高聲寬頤，厚背首昂，行步莊，立度肅。今臣立於面前曰：“汝識我不?”應曰：“不也。”。。。臣又問：“講書在何殿?”曰：“文華。”豈知其在端敬殿也。
由這段所謂“太子”與東宮教官的見面描述可知，此時乃假太子，否則他怎麼可能不認識教了自己三年的老師呢?而且也不知道自己當年讀書的地點，更加可以證明其是假冒。後來又有擔任東宮講官的劉正宗、李景廉、舊東宮伴讀太監丘執中前去辨認，也都表示不認識，不過他們表示不認識也有可能是迫於弘光帝的壓力，但是我們不能小看明朝知識分子的骨氣，他們如果認出太子是真的，肯定會拼死維護的，而且“太子”本身並不能認出大臣們，且對讀書之事說不明白，可知其必是假冒無疑。
而“童妃案”則講的是弘光皇帝老婆的事情，弘光元年(1645年)初，河南一個姓童的婦人面見河南巡撫越其傑，自稱是德昌王(弘光皇帝朱由崧爲福王皇子時所封郡王)的妃子，在戰亂中與朱由崧失散，越其傑深信不疑，將其護送來北京。但是朱由崧根本不認，立即宣佈童氏爲假冒，童氏一到南京就被錦衣衛下獄審訊。
其實，“太子”和“童妃”不過是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利用兩案的影響來動搖弘光皇帝的根基，而且根據動機和種種跡象分析，這些人就是東林黨的一部分人，他們的目標是推翻弘光皇帝，而立他們想立的潞王。
因爲，從萬曆年間的“爭國本”事件起，東林黨就以道統的維護者自居，他們極力阻止萬曆立自己喜歡的皇三子朱常洵(後被封爲福王，即弘光皇帝朱由崧的父親)，而讓萬曆皇帝長子光宗朱常洛順利被立爲太子並登上皇位。自從這次勝利之後，東林黨一直以“正人君子”自居，努力去維護他們所認爲的正義。
而在崇禎皇帝上吊殉國以後，崇禎三子均下落不明，在南京議立新帝時，雖然小福王朱由崧的血統比其他候選人都近，但是東林黨認爲老福王是自己過去一直反對的對象，如果讓老福王的後人登上皇位，自己之前的努力豈不是前功盡棄，而且也擔心小福王上臺之後會對東林黨進行報復打擊，所以東林黨人反對立小福王，而是支持立血統遙遠的崇禎皇帝的堂叔潞王朱常淓。
後來小福王憑藉軍閥的支持登上了皇位，這就是弘光皇帝，但是東林黨人對弘光皇帝的繼位並不心悅誠服，反而想盡辦法欲將其拉下馬，“太子案”和“童妃案”的真正目的就是將弘光皇帝趕下臺。
首先，“太子案”中如果不能證明太子是假冒的，那麼弘光皇帝就會陷入兩難的境地，退位則心有不甘，正中了東林黨人的計，不退則被世人所詬病，畢竟太子纔是崇禎最名正言順的繼承人。
而“童妃案”則更加陰險，是要對弘光帝釜底抽薪，東林黨的目的是用“童妃”的真來反證弘光帝的僞。
復社人士錢秉鐙的好友金堡《徧行堂集》記載道：
予聞弘光僞福邸也。福邸已被難，其妃有弟與一內侍偕走，詐稱福邸。既登極，內侍懼福不敢言。童妃至，僞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東林之局，遂使東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
由此可見，東林黨人有着這樣的邏輯，即弘光皇帝是假冒的，所以他不敢見童妃，否則一見面童妃就能指出弘光皇帝是假冒的。而實際上，根據考證，福王朱由崧的真實性不容質疑，因爲這不是本文的主旨，就不予展開論述。
“太子案”和“童妃案”看似荒唐，但是實際上暗藏殺機，目的就是要將弘光皇帝趕下臺，以實現東林黨人自身的政治目的。雖然弘光皇帝最後昏庸無能，但是這並不能代表東林黨此舉就是正義的，畢竟福王朱由崧是當時南明無可奈何的第一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