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中的諸多名將中，隆美爾不知應該算幸運還是命苦——德國對波蘭開戰時，隆美爾還在希特勒身邊當警衛營營長，對同僚們的戰功只能過眼癮。阿拉曼戰役中，隆美爾雖然在北非經營多年，卻正好請病假回了德國，沒趕上這場轉折之戰。到了諾曼底登陸時，隆美爾本來一直負責“大西洋壁壘”，卻偏偏在“霸王行動”當天回家爲老婆過生日，於是讓盟軍從容地上了岸——縱觀二戰，此公雖有能征善戰之名，可每每在關鍵時刻總是缺場。當然，這位“不趕趟元帥”最後也沒趕上德國戰敗這個大結局——他用死亡的方式完成了再一次的缺場。
1944年10月14日，離德國投降還有半年時，隆美爾突然莫名其妙地“病死”了，納粹德國開動各種宣傳機器，濃墨重彩地宣傳這位元帥是怎樣在彌留之際還“掛心於元首、黨和祖國的事業”的。納粹官方給了隆美爾以國葬待遇。最高軍事長官龍德施泰特元帥在葬禮上代表希特勒致了悼詞，對着蓋着萬字旗的隆美爾遺體深情而又肉麻地高度評價道：“他的心永遠屬於元首。”希特勒用自己這位昔日愛將的死，在自己的臉上又重重地貼了一把金。
有關隆美爾的死因成爲常被後世“惦記”起的話題。“腦溢血突發”當然是胡說，真相在戰後很快水落石出了——隆美爾因被懷疑參與了旨在刺殺希特勒以結束戰爭的“7·20事件”而被迫自殺。爭論的焦點在於，隆美爾到底是不是真的參與了刺殺希特勒?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從二戰後一直扯到了今天。隆美爾出神入化的指揮藝術和良好的私德，讓很多他的“粉絲”更願意相信這位將軍在最後時刻迷途知返，成爲了志在從專制下挽救國家的“抵抗運動戰士”。
然而，如果你公正地看過有關隆美爾的傳記，會承認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與他留下的那些威風八面的各種“擺拍”照片不同，隆美爾的性格與他的身材一樣，有着軟弱的一面。年輕時代的隆美爾本想成爲工程師，是在父親的強令下才入了伍。自那以後，“出色地完成迫不得已的工作”就成了隆美爾無法擺脫的宿命，在北非這個次要戰場上大展拳腳是如此，在“大西洋壁壘”計劃中爲納粹進行最後垂死掙扎也是這樣。在執行這些任務時，隆美爾雖然對希特勒的瘋狂滿懷怨言，並且不時搞些“小動作”，但他從不敢真正反對希特勒。而希特勒也恰恰是看清了這一點，才刻意一再提拔隆美爾，讓他有機會成爲“納粹戰神”。這樣一個因獨裁者的青睞才得以機會施展才華的人，是無法反對體制的，因爲他本身就是這個體制塑造出來的玩偶。
隆美爾的身上，其實濃縮了一代德國軍人的悲劇命運。受制於斯巴達式的精英教育和民族主義的洗腦，他們無法像數十年後自己的後輩們一樣，明瞭“將槍口擡高一寸”的道理，最終成爲了邪惡體制的殉葬品，成爲貌似威武，實則軟弱的“玩偶將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