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戲時，劇情之中，凡是有越級告狀的情景，很多時候，被攔截的官員，都會有一段臺詞，我記得爛熟，張口便來：
州有州官，縣有縣衙，哪裏所管，哪裏去告!
不過，這話說完之後，大多數情況下的劇情是，被攔截的官員，對案子還是照接不誤。
既然會接案子，被攔截的員爲什麼還要這麼說?
其實，這也是在向民衆表明一個態度：管理是分層級的，不同的層級，有不同的權限和職能;在下級管理層級中能夠解決的問題，就在下級解決，不要動不動就想要越級處理;下級實在處理不了了，也要一級一級、層層遞進，不能跳級、不可越級。
不過，話又說回來，現實當中，越級上告的處理辦法，大多是時候，又是從上到下，一級一級地分發下去，進行處理。
這樣說來，似乎越級上告就沒有意義了。
其實不然，越級之後，下級管理機構處理起相關案件來，就會有壓力，即使上級不說話、不參與，只要是上級機構分發下來的案件，下級機構的重視程度就不一樣，處理過程也會更加謹慎。
說完上告分級管理之後，看看案件的分級執行。
案件的分級執行中，一個重要的執行環節就是人犯的抓捕。具體不說了，以具體案例來看。
比如說，發生在某縣的案子，人犯逃到了同省的另外一縣、逃到了外省的某地，或者逃到了京城等，某縣能不能直接就去當地抓捕?
似乎沒有那麼簡單和容易。
下面，來說一件清朝的案子，看看縣衙到京城抓人是怎樣的情景?能不能直接抓捕?這個過程中，又牽涉出了怎樣的案子?
同時，也要想一想：
清朝真的就無法無天嗎?
跨界抓捕，在清朝可以很隨意嗎?
清朝之後的時代之中，還有沒有出現過跨界抓捕的情景，結果又是如何呢?
下面，就通過具體案例的分析，來回答其中的部分疑問吧。
本案出自清人陳恆慶《諫書稀庵筆記》中的《張文田》一節。
首先，需要說說人物的身份。
這人物，不是別人，正是筆記作者陳恆慶。
陳恆慶曾任清廷的巡城御史，負責京師中城的管理工作。
巡城御史爲明代職官，清初亦沿襲，隸屬於都察院，負責巡查京城內東、西、南、北、中五城的治安管理、審理訴訟、緝捕盜賊等事，並設有巡城御史公署，稱“巡視東城察院”、“巡視西城察院”、“巡視南城察院”、“巡視北城察院”、“巡視中城察院”等。各城都設有兵馬司，每司又分爲二坊。
因爲陳恆慶有此職務，所以，陳恆慶纔有機會接觸此案件，後來，還有此記載。
話說，當年，陳恆慶任清廷的巡城御史、巡視中城時，碰到一個案件。
案件的起因，是良鄉縣捕獲了一名大盜，此人名叫馬海。良鄉縣衙在審訊馬海的過程中，馬海供說，儒生張文田是自己的同夥。
馬海的捕獲地點是良鄉縣。
良鄉縣，其故城在今北京市房山區竇店村西一里，尚存遺址。明朝初期，良鄉縣隸屬北平府;明成祖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良鄉縣隸屬順天府。滿清取得政權之後，良鄉縣的隸屬，因襲明朝，未作變動。
馬海被捕獲，供出儒生張文田。而此時，張文田不在良鄉縣，他正好在京城。
張文田具體所在，是巡城御史陳恆慶分管的京師中城地界。
良鄉縣錄了馬海的口供之後，因爲案件重大緊急，知縣馬上差遣衙役進京對張文田進行抓捕。
良鄉縣衙進京抓捕張文田的過程，不知是因爲着急、疏忽、或者有意，總之，是有些瑕疵的。那就是，進京抓捕張文田的衙役沒有攜帶關文。
所謂關文，就是古代官府間相互質詢時所用的一種文書。到清朝時，關文的用途進一步擴大，凡府、廳、州、縣正印官行文佐貳、佐雜，府、廳、州、縣與兩司首領相互行文，都要用關文。
良鄉縣的衙役跑到京師抓捕的時候，張文田正在京師中城的天橋上找人算卦。衙役問明張文田的身份、確定就是其人後，馬上就收捕了他。衙役帶了張文田，就要離開京師中城。
當時的五城巡兵，發現有良鄉縣的衙役在中城抓了人就要帶走。他們不允許衙役這麼做，不讓他們隨便把人帶走。
原因是，衙役雖然也是在辦理公事，但是，程序和手續不完備。良鄉縣沒有關文照會城中，沒有要求巡城官兵協同緝捕。這是不符合制度的、是違反規定的。
發生在京師中城地界上的事，最後，還是要中城的巡城御史來定奪。
陳恆慶得知此事之後，他讓巡兵將張文田傳至城中察院。
張文田到院之後，陳恆慶仔細看了看他。在陳恆慶的眼中，張文田就是一位文雅的儒士，看不出有歹人的做派和習氣。
當然，人不可貌相。既然已經有良鄉縣的衙役追捕至京師中城，那麼，案子還是要處理的。
陳恆慶安排，先將張廣田安置在察院吏房之中。然後，又吩咐良相縣衙役回縣，並押送馬海前來京師指認。
幾天之後，良鄉縣的衙役押送馬海到了京師中城的察院。
陳恆慶命令巡兵，先把把張文田帶進五城看押房的衆人之中，然後，安排帶馬海在衆人之中指認哪一個是張廣田。
馬海進入看押房之後，一看，裏面全都是人，他看了半天，也認不出哪一個是張廣田。
於是，陳恆慶知道馬海必然有詐，就訊問他道：
“你既然認不出張廣田，就說明你不認識他。你不認識他，爲什麼要攀扯他入案、妄圖害他呢?”
馬海只能老實回答說：
“曾經和他有些仇怨!”
至此，案子已經全然清楚。
於是，陳恆慶命良鄉縣的衙役帶馬海會縣處置，他當場釋放了張文田。
如果不是五城巡兵不允許良鄉縣衙役在京師抓捕並帶人回縣，如果不是陳恆慶安排五城看押房的指認，想來，張文田的身家大概就無從保全了。
雖然只是單一案件，雖然只是孤證，但是，還是可以看出些門道來的。一切，並不會混亂的，而是有序的。
有人說，張廣田一案的處理手法有點像《白綾記》。
那麼，《白綾記》又是怎樣呢?
查找資料，京劇有《審李七》，一名：《白綾記》。
著名大盜李七，與秀才王良狎妓時爭風吃醋，積下嫌怨。後李七因搶劫皇綱銀一案告破，被逮入獄。其時，該案的首盜逃逸未獲，州官多次用刑，逼李七供出首盜姓名及避匿之地。李七受刑時，遂生陷害王良之心。他誣陷王良，將其攀扯入案。州官拘捕王良到案，王良喊冤，堅決不認。州官也懷疑王良不像是盜匪，於是，就命令王良扮作衙役，讓李七當面質認，試探其中的虛實真僞。沒想到，李七與王良雖在妓院之中的燈下見過一面，但是，他對王良的記憶並不清楚。所以，李七一時無法指認。但是，李七奸巧，他使用詭詞激罵李七，暗中觀察衆人神情。王良自知不能隱匿，只得挺身而出，與李七辯質。誰知李七又僞稱，說是當時分贓，還剩下一匹白綾，被王良拿去，作裹腿之用，並請李七當堂脫靴查驗。州官令王良脫靴露腿，發現王良果然用白綾裹腿。至此，王良百口莫辯其冤。州官不加細察，以爲證據確鑿，遂動用大刑，勒逼王良招供認罪，完結案件。其實，李七與王良在院中鬨鬧時，王良曾飛腿去踢李七，因靴子脫落，露出裹腿白綾，被李七瞧見，所以，李七才能藉以作贓證。
說這兩個案子相似的人，還說：
兩個案子結果不同，只是因爲《白綾記》中的李七善罵，而本案中的馬海不善罵罷了。
陳恆慶聽到這樣的評論後，有些感嘆，他諷刺說：
“其實，罵不罵，都沒有什麼作用。以前的人，被人家罵，他會被激怒;現在的人，被人家罵，他當作是一種享受!今非昔比，人們對被罵的態度已經大相徑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