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實行分封制，把他的兒孫分封到各地擔任藩王。從此，皇室藩王就成爲明朝的一個世襲貴族集團，代代相傳，與國同休，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然而，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卻讓這些藩王的好日子到了盡頭。藩王們數百年來積累的鉅額財富，使得他們成爲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首選攻擊目標。
崇禎十四年初，李自成出兵圍攻洛陽。洛陽城中的福王朱常洵家財億萬但卻貪財吝嗇，李自成已經兵臨城下，福王依然捨命不捨財，拒絕爲守城將士發放糧餉，結果憤怒的明軍士兵不願再給他賣命，打開城門投降李自成，福王朱常洵最終人財兩空。
無獨有偶，崇禎十七年，張獻忠圍攻成都府。成都守軍向蜀王朱至澍討要餉銀，貪財入骨的朱至澍卻說：“孤庫中錢糧有數，只有承運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變賣充餉”。結果“衆官既無錢糧”，逃散一空，蜀王朱至澍也被張獻忠捕殺。
從此之後，朱明王朝的子孫就落下了貪財吝嗇的名聲，甚至於連末代皇帝崇禎也被人視爲一個愛財如命、寧舍江山性命也不捨財的鐵公雞。流傳最廣的說法，莫過於說崇禎死後，皇宮內庫中還留下3700萬兩白銀，結果被李自成掠奪一空。
這種說法並非空穴來風，最早源於明朝詹事府左諭德楊士聰的著作《甲申核真略》：“賊入大內，括各庫銀共三千七百萬兩”，同期工部侍郎趙士錦的著作《甲申紀事》中也有類似記載，“賊載往陝西金銀錠上有歷年字號，聞之萬曆八年後，解內庫銀尚未動者，銀尚存三千餘萬兩”。
但據史學家考證，李自成進京時，楊士聰和趙士錦都是明朝中下級官吏，平時難得進宮一次，未必瞭解皇宮內府金銀真實庫存量。加之李自成進京後，他們都被關入大牢拷掠金銀，僥倖得以不死，李自成逃走後他們才重獲自由。因此他們的記載都是道聽途說的傳言，可信度大打折扣。
關於此事的真僞，崇禎身邊的一個錦衣衛的回憶錄中，說出了真相。這個錦衣衛名叫王世德，大興人，祖上曾是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的功臣，被授予世襲錦衣衛的職銜。崇禎二年，17歲的王世德子承父業，再度出任錦衣衛僉事，進宮擔任崇禎皇帝的侍衛工作，並一口氣幹了十五年，一直到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後他才離開京城。
十五年間，王世德幾乎每天都出入皇宮，“日侍先皇左右”，“日率旗尉四百午門守衛，夜宿禁中”，“凡天子御殿御門召對，懸金牌侍立糾儀”，幾乎全程目睹了崇禎朝的衆多重大歷史事件，對崇禎朝史事知之甚詳，也是崇禎時代興衰的第一見證人。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七，李自成兵臨京城，王世德被分派到北安門協同守軍作戰。三月十九日早上，李自成大軍攻入京城。王世德見勢不好，急忙返回皇宮護衛崇禎，在皇宮門口見到很多侍女宦官成羣結隊逃跑，經過打聽才知道，崇禎皇帝已經於當天凌晨自盡殉國。王世德痛哭失聲，當場拔出佩刀自盡，身負重傷但卻僥倖未死，被友人送到一座寺廟中隱藏起來。
清軍入關後，王世德逃到江南隱居避世，並把一生經歷寫成《崇禎遺錄》一書。王世德深感當時流傳的各種有關崇禎的傳說大都荒誕不經，嚴重損毀崇禎形象，“於是錄其聞見，凡野史之僞者正之，遺者補之”，寫成了這部內容詳實可靠的回憶錄。
在書中，王世德專門開闢章節，揭開了“崇禎留下鉅額白銀”的真相。原來，明朝朝廷徵收聚斂的財富分爲兩部分，一部分屬於國家財富，貯存在戶部管理的太倉庫，屬於國庫。另一部分屬於皇帝個人私有財產，貯存在皇宮內庫之中。
皇宮內庫又分爲內承運庫、廣積庫、甲字庫、乙字庫、丙字庫、丁字庫、戊字庫、贓罰庫、廣惠庫、廣盈庫十餘個分庫。十幾個分庫中，只有內承運庫是專門貯存金銀的，其他都是分門別類儲存各類物資的，比如甲字庫、乙字庫都是儲存各類絲綢、棉花、布匹、鞋帽等，丁字庫和戊字庫則用來儲存銅鐵器具、盔甲、儀仗設施等，東裕褲用來儲存各地進貢的珍奇之物等。
皇宮內庫中明朝歷代皇帝遺存的金銀，在萬曆末期還相當可觀。但到了天啓、崇禎時期，由於連年內憂外患，無歲不徵，頻繁用兵，消耗軍費糧餉成了天文數字，“神宗四十餘年蓄積掃括無餘”，無論戶部的太倉庫，還是皇帝的內庫，都已囊空如洗，連年入不敷出。
爲了應付鉅額軍費和朝廷運轉費用，崇禎一方面向百姓徵收“三餉”，一方面千方百計開源節流，以至於把“累朝所鑄銀饔、銀盎、樽鼎重器輸銀作局，傾銷充餉”，把宮中的銀器全都蒐羅出來充作軍餉，“此人所共見也，空乏可知”。
李自成攻破京城前，由於全國很多地方被義軍佔領，很多地方因戰亂阻絕，賦稅錢糧根本運不過來，崇禎的皇宮內庫中，除了東裕庫還剩有各地之前進獻的部分貢品，其他各分庫早已空空如也。因此所謂崇禎死後留下3700萬兩銀子之說，純屬毫無根據的虛構。王世德在書中憤怒地寫道：“而紛紛然謂：上好聚斂內帑不輕發，豈不冤哉?草野無知爲口實，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王世德用自己的證言，給崇禎洗清了貪財吝嗇的惡名，也給後人還原了一段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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