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和珅與劉墉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劉墉，清乾隆、嘉慶兩朝名臣，雖被時人稱爲“濃墨宰相”，但其僅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卻從未入值軍機，並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宰相。劉墉之父劉統勳，乃系被後世評價爲“居相位十餘年，朝廷依賴之如肱股”;被乾隆皇帝評價爲“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清朝第一位真正意義上被贈文官至高諡號“文正”的“肱股之臣”。
劉統勳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方屬真宰相。劉墉之所以能得朝廷重用並官至大學士，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父劉統勳的巨大影響。
清代選官取士有“身、言、書、判”四項標準限制，其中排在首位的“身”就要求入仕官員必須五官端正、儀表堂堂。對於官員的外貌、身形要求在乾隆皇帝執政期間變得更爲重要，這一時期的朝廷重臣幾乎全是形象好、氣質佳的所在。也就是說，在乾隆皇帝手下任職數十年的劉墉也並非彎腰駝背的“羅鍋”，只是在其年老時常常伏案讀書，難免會造成背部彎駝而被嘉慶皇帝偶爾稱爲“劉駝子”。
除了仕途高度和外在形象的誤解外，後世還往往根據電視劇的演繹將劉墉認定爲不畏權貴、敢於直言納諫，屢屢同大貪官和珅鬥智鬥勇並最終將其扳倒的一代錚臣、清官，屬於封建社會“好官”的傑出代表。
劉墉劇照
那麼，事實果真如此嗎?歷史上的劉墉，到底以何種形象存在，到底屬不屬於“好官”呢?
其實，如果你真瞭解劉墉，就會發現他遠比大貪官和珅可恨!
江蘇學政任上的罪惡
乾隆十六年，因爲其父劉統勳的影響，劉墉得以省過了縣試、府試、院試和鄉試等四級考試，直接進入會試和殿試階段併成功考得“二甲第二名”，獲得了“進士”身份。而後，劉墉歷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編修和侍講，算是正式踏入了仕途。
乾隆二十一年，劉墉被外放做官，開始了長達20餘年的地方任職生涯。廣西鄉試考官、安徽學政任上，劉墉雖有優異表現，也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肯定，但其行政級別始終未有明顯提升，直到劉墉於乾隆二十四年出任江蘇學政，這種情況纔得到了根本上的改善。
江蘇學政衙門舊址
學政，即主管一省教育、科舉事務的最高領導。因爲學政明顯帶有“欽差”意義，所以其在省級領導的排名中僅次於巡撫，但其任職期間帶原官品級。也就是說，此時的劉墉雖然屬江蘇省二把手，卻只擁有縣處級正職的行政級別。
乾隆二十六年，江蘇省監生閻大鏞因抗繳皇糧而被捕入獄，主管一省學子的劉墉負責審理此案。案件審理過程中，劉墉發現了閻大鏞所著《俁俁集》中的反清詩稿便立即上報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一邊下令“當引呂留良之例嚴辦”，株連甚廣;一邊高度評價了劉墉的“忠心之舉”。
自此以後，劉墉果然迎來了仕途上的春天。乾隆二十七年，出任山西太原知府，行政級別爲廳局級正職;乾隆三十年，出任冀寧道臺，行政級別再升一級。可在乾隆三十一年，劉墉因在道臺任上犯下失察之過而被髮配軍臺效力贖罪，直到乾隆三十四年被重新啓用爲江寧知府，又回到了廳局級正職的行政級別上。
劉墉出任江寧知府以後，深知機會難得，便一改往日爲官風格，“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甚至被江寧百姓比作宋朝的包公。三年以後，劉墉的公正清廉爲其換回了陝西按察使的官職，成爲主管一省刑獄、司法的正三品官職，行政級別爲省部級副職，一省的四把手。
可沒等劉墉在按察使任上大展拳腳，因其父劉統勳病逝，劉墉便開始了三年的服孝期。乾隆四十一年，劉墉再次受其父影響而被晉升爲內閣學士，行政級別達到了省部級正職。可讓劉墉沒想到的是，乾隆皇帝並未打算讓其於京中任職，僅在第二年並將其再次任命爲江蘇學政。也就是說，轉了一大圈，耗時18年，劉墉又回到了當初讓其迎來仕途春天的江蘇。
回到老地方，劉墉便用了幾乎同樣的辦法來贏得乾隆皇帝的注意。乾隆四十二年，江蘇舉人徐食田因爲土地糾紛而被同鄉告發，狀告其祖父徐述夔所著《一柱樓詩集》中的“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詩句明顯帶有反清思想。劉墉獲此舉報，簡直如獲至寶，似乎又找到了18年前的刺激感覺，趕緊上奏乾隆皇帝，最終釀成了清朝歷史上有名的文字獄大案——“一柱樓慘案”，株連200餘人。
這下劉墉算是徹底成爲了乾隆皇帝的“鐵桿忠臣”，直接加銜戶部右侍郎，而後轉戶部左侍郎。注意，戶部左侍郎是清代官員成爲一方封疆大吏或者進入中央權力中樞的必經官銜，也就是說此時的劉墉已然成爲了乾隆皇帝的心腹重臣。
而後，劉墉的仕途升遷可謂順風順水，從湖南巡撫到左都御史，再到直隸總督、吏部尚書併兼理國子監事務。只不過，行政級別升到了從一品的副國級，任職也從地方調回了中央，只不過爲官風格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乾隆朝晚期，劉墉“無爲便無錯”的荒唐爲官之道
乾隆四十六年，劉墉出任左都御史，身兼糾察、彈劾百官職責，理應將當時“結黨營私，貪黷日甚”的和珅視爲主要工作對象。可此時的劉墉，一改江寧知府任上的公正廉明，不畏權貴，開始了“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的荒唐表現。
或許有人會說，劉墉的左都御史只是一個擺設，和珅背後有乾隆皇帝撐腰，誰敢動、誰敢惹?好，就算劉墉深諳官場規則，深知官場進退哲學，想要明哲保身就只能任由和珅肆意妄爲，可你最起碼在辦理其他事務時要認真負責，對得起你的官職和俸祿吧?並沒有!非但沒有，劉墉還秉承着“無爲便無錯”的荒唐爲官之道，開啓了另一段奇葩仕途生涯。
根據諸多歷史文獻的記載，我們能大致總結出劉墉在此期間犯下的諸多過錯：
1、乾隆五十二年，劉墉泄露御前談話內容而被乾隆皇帝嚴厲申斥，並剝奪大學士職務;
2、乾隆五十三年，劉墉監管的國子監發生賄賂案而被嚴厲處分;
3、乾隆五十四年，上書房師傅因下雨而久不到書房，身爲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不予糾正而被直接降職爲侍郎銜;
4、乾隆五十八年，劉墉出任會試主考，因安排適當、閱卷草率又被乾隆皇帝罵得狗血淋頭。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禪位，嘉慶皇帝登基，而劉墉的爲官之道依然在繼續，似乎只要和珅不倒，劉墉的荒唐便一日不改。嘉慶元年，本應上位大學士的劉墉被排除在外，同時被嘉慶皇帝評價爲“向來不肯實心任事，行走頗懶”;嘉慶二年，劉墉終於成爲了體仁閣大學士，卻被嘉慶皇帝給予了“茲以無人，擢升此任”的無奈理由。
更重要的是，自乾隆四十六年出任左都御史到嘉慶二年被晉升體仁閣大學士，清朝官方文獻對劉墉在此16年中的作爲記載，幾乎爲空白。也就是說，大貪官和珅最爲囂張的時期，劉墉幾乎全部是懶散、無爲的狀態，直到嘉慶四年審理和珅一案時才滿血復活，重回到不畏權貴的“劉青天”狀態。
一個踩着衆多讀書人屍骨爬上來的官員，果真稱得上“好官”?一個在其位卻不謀其政的官員，果真稱得上“好官”?一個身兼糾察、彈劾百官之職的左都御史，放任貪腐橫行、結黨成風，果真稱得上“好官”?明哲保身，固然無可厚非，但“無爲便無錯”的爲官之道，着實比和珅的諸多罪行更爲可恨。
參考文獻：《清史稿·劉墉傳》、《劉墉年譜》、《清實錄·高宗實錄》、《嘯亭雜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