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蘭革命的領袖、什葉派教士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在1963年首度在政治舞臺亮相，他是反對國王實施“白色革命”的領導人，白色革命是打破土地佔有(包括宗教團體持有的土地)、賦予婦女投票權及婚姻平等、允許少數宗教執掌政府機關的改革方案。
霍梅尼宣稱國王是“卑鄙可恥的人”，“着手破壞伊朗伊斯蘭教”，他隨即被捕。接下來整個伊朗發生了持續三天的暴亂，霍梅尼的支持者宣稱有15000人死於警方的槍炮下。霍梅尼在被軟禁了八個月後被釋放，仍繼續他的激烈抗爭。他指責政府與以色列合作及簽訂條約及擴大對美國政府人員的外交豁免權。霍梅尼在1964年11月再次被捕並遭到流放，直至14年後的伊朗伊斯蘭革命。
流放時期
在這個“暴風雨前夕”時期，剛萌芽的伊斯蘭復興思想開始削弱正在孕育的西方化概念，西方化正是國王世俗政權的主要構思。1979年革命的意識形態正在逐漸形成。賈拉勒·艾哈邁德(Jalal Al-e-Ahmad)所提出的西方中毒(Gharbzadegi)認爲西方文化是災害，會令人中毒，必須把它們根除。阿里·沙裏阿提(Ali Shariati)認爲伊斯蘭教是第三世界的救星，能夠把第三世界從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當中解放出來。莫爾塔扎·穆塔哈里(Morteza Motahhari)通俗地宣揚什葉派信仰。這些思想都爭取到不少的聽衆、讀者和支持者。
最重要的是，霍梅尼宣揚以反抗甚至是殉教來對抗不公和暴政是什葉派伊斯蘭教的所爲，穆斯林應該要抵制自由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影響，遂出現了“既不倚東，也不靠西-伊斯蘭共和國!”的口號。
與公衆見解不同，霍梅尼提出法赫基的監護這種政體的意識，認爲每個人都需要受到“監護”，由伊斯蘭教法理學家負責統治及監管。這種管治在伊斯蘭教裏“相比起禮拜和齋戒更加必要”，將可確保伊斯蘭教不會偏離傳統的沙里亞法規，這樣就可消除貧窮、不公和外國無信仰者對穆斯林土地的劫掠。
由伊斯蘭教法理學家統治這種意識經過他的著作《伊斯蘭政府:法學家的統治》、清真寺佈道、走私的講話錄音帶而廣泛傳播開去，並流行在伊朗裏由學生(包括有才幹的教士如莫爾塔扎·穆塔哈里、穆罕默德·貝赫什提、穆罕默德賈瓦德·巴霍納爾、阿克巴爾·哈什米·拉夫桑賈尼及穆罕默德·穆法塔赫)組成的反對派及傳統商界領袖當中。
其他反對羣體
其他反對國王的派系還包括憲政自由主義者，即由邁赫迪·巴札爾甘(Mehdi Bazargan)爲首的民主伊斯蘭教改革派伊朗自由運動及世俗的伊朗民族陣線。他們主要都是來自城市的中產階級，他們並非想以神權政體取締國王，而是希望國王能夠遵從1906年伊朗憲法，但是這些組織的凝聚力和組織力不及霍梅尼陣營。
以奉行共產主義的伊朗羣衆黨及伊朗人民敢死隊組織爲首的馬克思主義者受到政府的抑壓而被削弱，但是這些游擊隊在1979年2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給予“政權致命的一擊”。最大的游擊隊伊朗人民聖戰組織奉行左翼伊斯蘭主義，反對以教士爲本的伊斯蘭政府。
許多教士都沒有追隨霍梅尼。受歡迎的阿亞圖拉(什葉派領袖)馬哈茂德·塔萊加尼(Mahmoud Taleghani)支持左派，而伊朗資歷最深及最具影響力的阿亞圖拉穆罕默德·卡齊姆·沙里亞特馬達裏(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最初對政治保持疏離，後來支持民主革命。
霍梅尼致力於統合反對派(除了奉行無神論者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特別強調國王政權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問題(腐敗及不平等的收入和發展)，避免提及可能會引致派系內訌的細節，特別是他所計劃的教士統治，他認爲許多伊朗人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政治宣傳的影響而對此持有偏見。
在後國王時代，一些革命分子與神權政權發生衝突，他們受到革命運動的打壓，抱怨他們遭到欺騙，不過反國王的聯盟依然能夠維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