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沒有與現代社會相同的恐怖犯罪和反恐法制。可是，當時也有類似的恐怖犯罪，而唐律中也有打擊此類犯罪的規定。總歸起來，此類犯罪行爲主要是：劫持人質、用毒藥害人、車馬殺傷人、向城內射箭、散佈恐怖言論、決堤防和縱火等。這些行爲都從不同角度造成恐怖氣氛，嚴重危害社會的安定和民衆的安全。由此而言，唐律把其規定在律中作爲打擊對象，具有“反恐”的意義。
唐律用刑罰打擊此類犯罪的過程中，則根據危害程度的不同，罪刑亦會有所輕重。其中，用刑最重的即是唐律中的最高刑“斬”刑。賊盜律的“有所規避執人質”條規定，劫持人質者，“皆斬”。僅次於斬刑的是絞刑。賊盜律的“以毒藥藥人”條規定，用鳩毒、冶葛、附事等毒藥害人的，害人者與賣毒藥者都要被處以“絞”刑。同時，相同的犯罪行爲用刑亦會有所區別，即隨着其危害程度的加大，用刑也隨之加重，最後至斬刑。雜律的“燒官府私家舍宅”條規定，縱火燒燬官私房屋或財物的，要被“徒三年”;如果造成損失的價值達到絹五匹的，要被“流二千里”;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唐律的制訂者已經意識到恐怖犯罪對社會和民衆的危害程度，以及他們對“反恐”的重視和決心。
爲了最大限度地防止和避免恐怖犯罪的出現，唐律還採取了一些相關的“反恐”措施。這些措施也以律文的形式加以規範，強制執行，以確保得到落實。不按律執行的，也會被追究刑事責任，受到刑罰的制裁。這種措施歸結起來，可以分爲以下四類。第一類實行門禁和宵禁。唐律設立門禁，把宮殿作爲重點保護對象，違法進入宮殿的都會受到嚴厲的制裁。衛禁律的“闌入宮殿門及上閣”條規定，違反門禁規定而入宮門的，要被“徒二年”;進入殿門的，徒二年半;進入閣內的，絞;攜帶武器到“御在所者，斬。”另外，唐律還規定有宵禁，夜間除有急事、喪事及疾病等特殊情況外，人們不可外出，否則要被處罰。
第二類是禁止擁有、私造違禁武器。唐律把甲、弩、矛、具裝等都列入違禁武器，“私家不合有”。“私有禁兵器”條規定，如果私家擁有了，就要被“徒一年半”;擁有的數量多了，達到甲三領及弩五張的，就要被絞;如果是私造這類違禁武器的，用刑還要加重，最高可達斬刑。這一規定可以在恐怖犯罪的犯罪工具方面進行防範，減少恐怖分子得到這類工具的機會。
第三類是舉報恐怖犯罪。一旦在居住地發生恐怖犯罪，被害人家庭和鄰居便有義務向鄉村基層組織負責人舉報;他們接報後，還要級級上報到官府，不可隱瞞不報;否則，都要受到處罰。鬥訟律的“強盜殺人不告主司”條規定，出現殺人等恐怖犯罪後，“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主司接報後，馬上要向上級報告;不告的都要按耽擱一天被“杖六十”來量刑。這樣，可以迅速掌握恐怖活動的動向，及時組織力量，進行控制和打擊。
第四類涉及“反恐”行動。唐律在出現劫持人質、殺人、縱火等恐怖犯罪情況時，周圍的相關人員即應投入“反恐”行動，開展“反恐”鬥爭。否則，也要被刑法所追究。賊盜律的“有所規避執人質”條規定，在劫持人質現場所在地的村正以上人員和周圍鄰居，一旦發現有劫持人質的犯罪出現，就應立即把劫持犯罪人抓獲，否則要被“徒二年”。捕亡律的“鄰里被強盜不救助”條規定，知道鄰居有被殺等恐怖行爲的，應採取報告和救助措施。如果“告而不救助”或者“聞而不救助”的，要被分別處以杖一百或者杖九十的刑罰。
唐律的這些內容，除了總結前人的立法經驗、借鑑前人的立法成果外，很重要的一點與唐朝前期高層的“人本指導思想”有關。他們認爲，國家要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人民的作用要受重視，因爲人民即可載舟，也可覆舟。《貞觀政要》中多次提到要“以人爲本”，唐太宗也勵精圖治。“帝志在憂人，銳精爲政，崇尚節，大布恩德。”恐怖犯罪對人民的人身和財產都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從維護人民的安全和社會的安定出發，用法律來打擊恐怖犯罪便勢在必行了。從這種意義上講，唐律中“反恐”內容的出現，有其社會的必然性。
唐律頒行以後，唐朝前期的適用情況比較理想，恐怖犯罪也得到有效扼制，其重要標誌是整個社會的治安情況良好，被處以重刑者很少。比如，唐太宗貞觀初年，國家中已是“百姓漸知廉恥，官民奉法，盜賊日稀。”以後，情況進一步好轉，“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至貞觀四年時“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故史稱其爲“貞觀之治”，名副其實。
唐律中的“反恐”內容爲後世封建朝代的立法者所重視，沿革不斷。宋刑統全面接受唐律有關“反恐”的規定，並作了調整和補充，主要涉及這樣幾個方面。首先，把唐律律條的內容調整爲“門”的內容。唐律不設“門”，律下就是條。宋刑統則在律下設門，共213門，門下再設條。其次，把唐律中的有些律條內容歸併在一個門中。同在雜律中，宋刑統把唐律中有關走車馬傷殺人、用箭和彈射傷殺人的內容都歸入“走車馬傷殺人”門，在唐律中則分爲兩條律條。最後，附以“敕”和“起請”等內容。宋刑統在律條後附上自唐開元二年至建隆三年間的敕令和一些“起請”，其中也包括有“反恐”的規定，唐律則無。雜律的“失火”門中就附有這種敕令和“起請”。敕令規定，如因復仇等原因放火，而且“情狀巨蠹，推問得實”，就要處以死刑，即“決痛杖一頓處死。”“起請”進一步規定，今後有故燒人屋舍、財物聚集處的，“首處死，隨從者決脊杖二十。”這樣，宋刑統中“反恐”的內容便比唐律的更豐富了。
大明律在繼承唐律“反恐”內容的同時，也有變化，主要是用刑加重。比如，同是故意決堤防的，唐律規定爲“徒三年”;大明律則在刑律的“盜決河防”條中加重了用刑，規定要“杖一百，徒三年。”大清律例的律典結構與唐律、宋刑統和大明律都有差異，主要是在律條後附有例條。它一方面大量吸收大明律中“反恐”的內容，另一方面又用例條來補充律條的內容。刑律的“車馬殺傷人”條在引用了律文後，還附有例條。此例條規定，除了按律條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外，還要把“所騎之馬給予被撞之人”;如果被撞之人死亡的，那麼“其馬入官”。
可見，儘管有變化，唐律中的“反恐”內容仍大量爲唐後封建朝代的立法所吸收，以致中國古代在很長的時期中都有成熟的“反恐”規定，以應對恐怖犯罪，維護社會的安定與和諧發展。(來源：法制日報王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