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歐洲歷史上的帝國，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像一切盛極而衰的文明那樣，混亂頹敗的另一面往往就是統治階級腐化墮落造成的“畸形繁榮”。宮廷的豪奢，國家機構的膨脹，再加上面臨末路的奴隸主階級的醉生夢死，使羅馬和整個帝國從某些方面說確實是披着錦衣華服走向死亡。
許多大奴隸主在別墅裏飲宴終日，將大量土地圍成獵場或闢爲園林，揮金如土，互爲攀比。政府爲滿足統治階級的狂歡縱慾，屢屢增加娛樂假日。據統計，1世紀時羅馬全年娛樂日爲66天，2世紀時增至123天，4世紀則達175天。在娛樂日裏，由皇帝或當地政府組織各項演出，有奴隸角鬥、鬥獸、戲劇、海戰、騎術等等。
奴隸和工農勞動羣衆當然不能享受娛樂日的閒暇。它只爲宮廷和達官貴族提供消遣的機會，同時也是統治階級籠絡城市流氓無產者的一個手段，他們以世代爲羅馬公民而自居爲高人一等，不事生產，成爲奴隸制社會的寄生贅瘤，平時流浪街頭，每逢娛樂節日則喝彩起鬨，要統治者施捨麪包和戲票。
因此，如果細加分析，我們仍能從當時文化發展的某些數量上的增長看出其質量上的倒退，雖然其具體的成果我們亦不應忽視。與此有關的另一更爲重要的情況則是，既然羅馬衰亡是屬於生產力發展引起的向新社會轉化的運動的一部分，那麼它的另一部分就意味着未來社會的新制度、新文化的萌生。
從這個角度看，帝國後期的歷史與文化也不會是漆黑一片，黑暗之中也有星星點點的閃光。孕育着未來封建社會文化的這些微弱亮點大致有三個來源：其一是公元1世紀以來在帝國東部興起的基督教。到3世紀時它已傳遍帝國全境，4世紀初得到皇帝承認，以至升爲國教。
然而基督教在興起之初，是下層羣衆的宗教，以後也一直有較廣泛的羣衆基礎，而在獲得承認升爲國教以後，它的神學統治體系也可爲歷代帝王服務既爲奴隸制帝國、也爲日後的封建王朝服務，所以帝國後期興起的基督教不能不被看作這時羅馬文化總的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方向。
儘管在我們這個談論古典傳統的書中對它不能着墨太多。另一個與未來的中世紀文化有關的新事物則是蠻族羣衆以及起義的奴隸、隸農羣衆中的思想與信仰。它們帶有民間的甚至原始的色彩，然而，對於已墮落爲統治階級玩物的古典文化的軀殼，它們卻能表現爲強大的衝擊力量。
有些學者把這些東西籠統地稱爲蠻族的“世界模式”，認爲它和基督教的“世界模式”是構成中世紀世界觀的兩個主要來源。最後一類標誌着未來新文化萌芽的東西，卻來自古典文化或羅馬文化本身。因爲在帝國後期的羅馬文化中也分離出一些有異於古典傳統的因素，如強調心智通神的新柏拉圖哲學、着重圖解程式而偏離寫實的雕刻藝術等等。
它們是古典傳統中斜出的旁支，因爲前者是祖述柏拉圖，後者則來源於圖拉真紀念柱所代表的“圖解式寫實主義”。與此相似，在建築、工藝、史學中出現的變異現象也並非個別。過去只把這些東西當作古典傳統衰敗的表現，一概予以否定，但在學術界拋棄了以古典傳統爲唯一標準的偏見後，就會看到這些變異旁支實際上是聯繫着未來中世紀文化的萌芽。
雖然在古典世界轉化爲中世紀世界的毀滅性大災難中，它們也像經濟中的隸農制那樣未能獲得順利發展，只以扭曲的形式偶爾顯現一下，卻說明了古典文化與中世紀文化之間並非毫無聯繫。上述三方面的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可看作歷史發展中合乎辯證規律的現象，如基督教意味着古代世界觀對立面轉化。
蠻族或民間的成分代表文化社會層次的上下交替，而古典本身的變異則是綜合後的新的一分爲二等等。因此帝國後期的衰亡之中也有新生的東西，這時期文化史研究的豐富內容已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注意。與此相聯繫的是，我們對粉碎羅馬奴隸社會的革命力量起義的奴隸、隸農和蠻族遷移的運動，自應給予充分的評價。
大家知道，恩格斯曾經指出，羅馬帝國後期陷入了絕境，“只有一次徹底革命才能擺脫這種絕境”。而人民起義和蠻族入侵的結合，就是這種徹底革命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對古典傳統而言，帝國後期的危機使它受害最烈的莫過於它奉爲最高理想的自由、理性與法制的喪失。
自從建立帝制以後，自由已受很大限制，但只要人們還推崇理性和法制，則三者尚能互補而存，以至於使後世賢哲若歌德等還認爲圖拉真、哈德良之時是歷史上理想的太平盛世。但到了帝國後期，理性與法制亦蕩然無存，自由就更是無蹤無影了。這種情況之所以造成，元首制變成君主制、專制強化是一方面的原因;政治混亂、法制崩壞、城市瓦解則是另一方面的原因。
終生致力於研究帝國後期歷史和文化的挪威學者漢斯·彼得·洛蘭奇曾總結說，帝國後期的變化是全面的，從政治、經濟到社會生活都起了變化，它影響及於每一個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社會素質的變化和下降。
在專制加強的情況下，整個社會都走向一體化、標準化、集權化、軍事化的道路。市議員從榮譽之職變成無法擺脫的桎梏;工商百業也成爲固定不變的職守，父死子不準自由遷徙;農民都降爲隸農，隸農又等同於奴隸，更是喪失了一切人身自由。除奴隸主上層這個特權階級，其他社會階層和階級可說都成爲皇帝的奴僕，固着於他們的行業崗位之中，沒有行動、言論和信仰的自由是他們共同的特徵。
甚至文武百官也不能說是自由的，專制皇帝這時常用的口頭禪是“軍法從事”。按羅馬公民政治的傳統，軍隊只對付敵人，因此軍隊不能入城，軍法亦非公民之法，軍隊只絕對服從司令-皇帝個人的意志。
這時的文職官員，無論高低，皆以軍曹或兵勇相待，官署稱爲營賬，辦公稱爲服役，連工薪也叫軍餉。這倒不是搞什麼全民皆兵，而是有意用軍法的嚴酷顯示專制的淫威。可見軍事化的推行，是和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簡單化、定型化、單一化沆瀣一氣，其結果是整個文化生活死氣沉沉，與帝國初期在統一綜合之中的生氣勃勃形成鮮明對照。
然而專制的加強也只能以統治者力所能及爲限，可是政治的混亂、軍匪的橫行和法制的蕩然無存，卻使連專制統治表面上要維持的穩定也化爲烏有。專制的絕對秩序轉變爲混亂的絕對無秩序，交相遞變、愈演意烈，於是專制的死寂和混亂的猖狂雙管齊下，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這並不令人驚奇，因爲啓伯裏安努斯控訴的時代就是那個產生“三十暴君”的時代。可是，一百多年以後，經過戴克裏先、君士坦丁徒勞無功的整頓，甚至在基督教獲得承認升爲國教以後，情況變得更壞。這時羅馬人感到絕望的，不僅是跟自己歷史上法制開明的時代無法相比，甚至連鄰近的蠻族社會也有比羅馬優越之處。
原來高唱人性和人道的羅馬現在比誰都更無人性、人道，而蠻族被名爲野蠻之族卻有讓人安身立命之所，因此起義羣衆和逼上梁山的人都紛紛投向蠻邦和與他們聯合起來進行鬥爭-爲此他們獲得巴高達的稱號，意即“戰士”。就像羅馬的人民羣衆居然到蠻族中求人道與自由那樣，他們也到與古典思想對立的基督教中求得心靈的慰藉與苦難的解脫，這難道不也是同樣有力地證明了古典文化的沒落嗎?
由此可見，在帝國後期的文化發展中，那些曾在古典傳統中大放光芒的、屬於精神文化領域的文化形態，例如文學、藝術、哲學、史學之類，是衰落得最明顯的。一般說來，帝國後期沒有產生一位古典文化或羅馬文化的代表人物，這個盡人皆知的事實最典型地說明了上述問題。
結語
儘管數量上仍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問世，質量上卻遠遠不能跟以前各時代相比。文學與修辭方面堪稱大家的黎巴尼烏斯可爲一例。他講究文化教養，提倡寬容綜合，但無論修辭教學還是文學寫作皆限於複述前人成果，自己了無新創。史學方面也是這樣，史家只滿足於摘抄前人著述編纂成書，出於他們自己之手的有關當代史事的記述則質量遠不及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