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學家普希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中國—他的外曾祖父曾被髮配到中俄邊境修築工事，並在此期間去中國測量長城，回來後給他講了很多關於中國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1811年，12歲的普希金進入彼得堡郊外新建的皇村學校。當時“中國熱”席捲歐洲，俄國自不例外。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在彼得堡附近修建大量中國式的亭臺樓閣，皇村成了“中國村”，除了古色古香的園林外，還充斥着瓷器、漆器等中國藝術珍品，中國題材的劇目也時常上演。普希金在此生活、學習了整整六年，薰陶出濃厚的“中國情結”。
1820年，普希金在敘事長詩《魯斯蘭和柳德米拉》中寫道：“在搖晃的林蔭裏，中國夜鶯盡情歌唱。”1813年，他在獻給著名女演員娜塔利亞的詩中寫道：“請你不要把我當作有禮貌的中國人。”1817年，他還寫了一篇《園亭題記》，描述對象正是按中國建築傳統仿造的八角亭。類似上述的中國元素，常在他早期的創作中出現。
19世紀20年代，十二月黨人運動步入高潮，普希金作爲“十二月黨人運動的歌手”，因抨擊暴政、歌頌自由而被流放到與近東接壤的地區。他在此結識了熟悉中國的俄國外交官維格爾，維格爾常向他講述在中國的見聞，比如遍佈各地的孔廟。於是，普希金的詩歌中開始出現孔子的身影，“中國的聖人孔夫子教導我們要敬重青年……”
1824年，葉戈爾·季姆科夫斯基的《經過蒙古去中國旅行記》出版，使普希金對中國的興趣與日俱增。三年後，他在一次文藝沙龍中偶遇畢丘林神父，兩人一見如故。畢丘林是著名的東方學學者、漢學家，曾在北京領導傳教士團長達14年。他對中國的研究非常廣泛，著述豐碩，還在俄國創辦了第一所中文學校，爲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在畢丘林的影響下，普希金愈發嚮往中國，但他的一切行動都被當局監視，根本沒有前往中國的可能。他在此期間寫下著名的詩歌《致大海》，其中有一句“你是我靈魂所繫，我常在你的岸邊靜默徘徊，爲那個隱祕的願望而苦惱”，這個“隱祕的願望”就是偷渡到中國。
1829年，一個俄國使團準備出訪中國，普希金想要隨行，給當局寫了一份言辭懇切的請願書，但沒被批准。而在此之前，他曾滿懷希望地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們去吧，我準備好了!”
雖然中國之行成爲泡影，但普希金對中國文化的熱情依然不減。他畢生讀了很多關於中國的書，包括《中庸》《三字經》《四書解義》《趙氏孤兒》等譯本。在現存的一份《普希金藏書登記表》中，關於中國的書多達82部。
普希金終究沒能踏上中國的土地，由於年代久遠，他關於中國的詩歌也只剩一鱗半爪。但我們仍能感受到他對中國文化的無比熱愛，他彷彿化作自己筆下的夜鶯，爲心之所向而歌唱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