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不久，也就是1914年9月，在著名的馬恩河會戰中有這樣一種傳言：士兵們站在戰壕裏，保持執行任務時的各種姿勢，但是他們都死了。1916年出版的《戰爭時間史》裏這樣描述：“這些死人有着活人的任何細節，幻像是那麼真實，以至於周圍士兵還會和死人說話———在意識到他們已沒有生命之前。”據說是當時剛剛出現的大型高能炮彈造成士兵瞬間窒息，形成了以上現象。這種傳言獲得廣泛相信並不出奇，儘管火炮很早就在戰爭中出現，在美國內戰期間自動步槍也出現了，但是如此大口徑的、震耳欲聾的大炮首次登場是在一戰戰場上。當時法國的一個炮兵連能在50秒內掃光10英畝的地方。在馬恩河會戰的5天期間，盟軍和德軍雙方共發射了43.2萬枚炮彈，以上傳言充分說明大炮，這一巨大的新殺人工具，給士兵帶來的恐懼感。不管士兵的死亡原因具體是什麼，可以相信在一瞬間，大炮產生一種黑暗的、看不見的力量，穿過並摧毀了他們的大腦。
一戰中大約有970萬士兵陣亡，其中有60%死於迫擊炮、手榴彈、大炮的霰彈或者彈片。好像要再次證明馬恩河會戰中發生的怪象，戰爭中很多經歷過大炮爆炸的傷兵被送到醫療中心，他們表面上沒有明顯傷口，卻嚴重受傷，他們遭受了因爆炸引起的嚴重休克。一個英國戰地醫生首次總結這種傷害，他說：“傷害是爆炸本身造成的，而不是炮彈造成的。”也就是說，爆炸發生瞬間，一種看不見的力量通過空氣，對人體大腦造成全新、獨特的傷害。
用於描述這種特殊傷情的新術語“炮彈休克”（也稱“彈震症”）首次出現在英國專業醫療雜誌《柳葉刀》上是1915年2月，那時一戰爆發僅6個月。在一篇有歷史地位的論文中，英國皇家陸軍軍醫查理·邁爾斯寫道，他在戰場上注意到3個症狀類似的傷員，他們都經歷過大炮轟炸。傷員1：在他身邊有6到7枚炮彈爆炸；傷員2：在戰壕被炮彈摧毀後被埋在土下18個小時；傷員3：被炸得飛到4.5米空中。3個人都表現出視力減退、視野變小，嗅覺和味覺喪失，失去部分記憶的症狀。
早期的醫學觀點基於常識認爲這種傷害是“震盪”的結果，也就是顱內大腦受到嚴重震盪，於是“炮彈休克”被認爲是一種生理傷害，所有被“炮彈休克”的士兵在制服上都能有一條“傷兵帶”，他們會被遣散並接受戰爭受傷賠償。但是從1916年開始，軍方的醫療專家注意到，很多士兵出現更隱性症狀：突然渾身顫抖就好像搖晃的果凍一樣、頭疼、耳鳴、頭暈、注意力無法集中、思維混亂、失憶、睡眠失調，這些症狀看上去更像是神經性的，事實上和神經衰弱的症狀幾乎完全吻合。有人於是開始推測，“炮彈休克”是因爲巨大戰爭壓力造成的神經崩潰。
那的確是個神經緊張的年代。20世紀初期工業革命帶來的種種新技術改變了幾百年不變的生活，很多人開始出現神經性疾病。隨着戰爭深入，越來越多醫學觀點認爲“炮彈休克”屬於神經性疾病，大多數“炮彈休克”案例被認爲是因爲出現大炮，士兵對於戰壕戰的恐懼加大，由於戰情和生死完全無法預料，結局會非常可怕，在這樣的恐懼下精神完全崩潰。但如果“炮彈休克”被界定爲神經性疾病，傷兵不能獲得“傷兵帶”，他們必須返回前線。
經歷大炮的原始力量被記錄在當時的很多文字中，1916年一名美國紅十字會的志願者在日記中寫道：“聲音好像是列車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逼近，越來越近，我甚至想那聲音會不會爆炸。然後突然它來到我面前，帶着摧毀、震顫、大地都在抖動，可怕極了。氣流的震盪使我全身感覺被巨大海浪痛毆。最終炮彈在600米之外爆炸，在地面上形成一個像小房間那麼大的洞。”從1917年開始，前線的軍醫被下令不要用“炮彈休克”這個術語，而是將類似症狀描述成“無法診斷”，隨後有問題的士兵會被送到一個專門的神經病處理小組，由專家分辨他們是“受傷”還是“生病”。一開始也沒有明確界限區分士兵遭受“炮彈休克”的程度，只是“受傷”的程度比“生病”更嚴重。這些士兵會被送到英國或者法國的特殊治療中心接受神經學專家的護理，根據恢復程度不同，有的被遣散回家，有的重返前線。也有部分幸運者能在一些私人資助的鄉間療養院度過一段愉快康復期，那些地方環境優美、安靜、遠離戰場，好像世外桃源，位於英國蘇格蘭邊區的科奈爾莊園就是這樣一處私人療養院。
當時很多英國的私家莊園都被變成了臨時療養中心或者輔助醫院，科奈爾莊園擁有一處鄉間別墅，幾個農場、數片樹林。開戰之前，這裏號稱擁有全英國最好的意大利花園，現在這處產業仍然很重要，不是因爲花園，而是在一戰期間這裏集中治療了很多遭遇“炮彈休克”的傷兵並留下珍貴病例。世事弄人，一戰期間英國60%的傷員病例在二戰德軍大轟炸中被摧毀了，而1912年到1960年期間80%的美軍服役病例也在1973年聖路易斯市國家檔案局的一次大火中被焚。因此儘管“炮彈休克”是人類進入現代化社會以來第一場戰爭中出現的新傷，儘管症狀在今天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也重複出現，但可供參考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相關病例卻非常稀少。科奈爾莊園當年的珍貴病例現在被保存在蘇格蘭國家檔案局。、
科奈爾莊園的男主人沃爾特·沃恩少校曾經是波爾戰役的老兵，一戰開始後他也一直服役，主要在法國、希臘和摩洛哥作戰，因此科奈爾莊園的運作主要是靠女主人克萊蒙汀夫人照顧，正是她協助將莊園轉變成照顧神經受創士兵的療養院。一般來到莊園療養的都是在倫敦和愛丁堡接受過初步治療的傷兵，他們受到客人般的歡迎和禮遇。每個士兵都有自己的裝飾精美的臥室，窗戶朝向花園或者樹林，一般莊園裏同時只接納12個病人。士兵們的背景各自不同，但都在一戰西線戰場上負傷，他們在莊園過着平靜、有規律的鄉間生活，所有起居時間都嚴格遵守莊園原本的規矩，傷兵和克萊蒙汀夫人的家人相處融洽，夫人的小女兒在戰爭爆發時只有1歲，成爲所有人的珍愛。
白天傷兵們活動豐富，散步、聊天、彈鋼琴、打乒乓球、釣魚、打高爾夫、騎自行車，但是在夜晚他們必須回到房間單獨面對孤獨。“每天都做噩夢，夢到有關戰爭的場景，感覺自己的牀在沉沒”、“晚上夢遊，站起來走路，這是入伍前從沒有過的”、“因爲回憶戰爭場景而失眠”、“夢裏只有德軍屍體，因爲殺死太多人心裏充滿負罪感”。這些都是病人病例裏的生動記錄，莊園爲每個病人建立了詳細病例，包括他們的姓名、年齡、參軍前的地址、入伍時間、軍銜、詳細作戰任務，其中還包括傷員的家族史，注意到他們的父母是否健在，家族裏是否有神經病史，是否有兄弟在戰爭中陣亡等，同時病例也記錄傷員們入伍前的教育水平、職業，愛好等，藉此描述他們在受傷前的性格特徵，與受傷後的性格做對比。
對這些神經失調傷員使用的治療方法很多，最嚇人的莫過於劉易斯·伊爾蘭醫生使用的電擊休克療法。伊爾蘭醫生表示自己至少爲250名傷兵執行了電擊療法，平民的數量則沒有統計。據說電擊療法很有效，有的時候只需要一次半個小時的療程就能治癒很多症狀，例如莫名顫抖和口吃。但也有很多人認爲這種療法過於激烈，可能對病人造成潛在傷害。其他療法五花八門，包括通電浴、牛奶食療、催眠術療法、機械牽引等等，隨着戰爭深入，“炮彈休克”成爲最多見、最主要的傷勢，更多樣的療法層出不窮。在科奈爾莊園，克萊蒙汀夫人主張的是一種自然、休閒、生活化的治療方法，雖然也有醫生進行指導，但更多的是放鬆活動，例如夫人要求所有傷兵每天作畫1小時，畫自己家族的徽章，如果沒有就想像一個，最後這些畫作都用來裝飾莊園的房間。總體來說，不同機構、不同醫生對“炮彈休克”的治療方法完全不同。但是無論採取什麼治療方法，醫療界始終不能完全理解“炮彈休克”是怎麼回事。
各種病例記錄的症狀都非常清楚：昏厥、有窒息感、喉嚨幹緊、極度疲勞、心臟部位疼痛、頭疼、抑鬱、失眠、被突然的聲音驚嚇、害怕槍聲、黑暗和死亡、暫時性和局部性失憶等等。但是由於士兵們被炮彈炸飛的程度和次數不一樣，症狀各有不同，程度也不一。由於在戰爭中缺乏詳細的醫療記錄和觀察，醫生們基本上無法判斷炮彈震盪的強度和不同症狀的聯繫。還有一些士兵被炸飛好幾次都能堅持作戰數日，不由得讓人懷疑“炮彈休克”其實也不是很嚴重。
根據蘭德公司的一項調查，如今美軍派駐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中，有19%、大約是38萬人因爲近距離接觸爆炸裝置大腦受傷，這讓人們聯想到“炮彈休克”並將他們與一戰中的士兵相比較。2009年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U .S.D efense A dvancedResearchProjectsA gency）發佈了一項爲時2年，耗資1000萬美元的調查結果，試圖揭示震盪力量對大腦的傷害，可是這項研究不僅沒有對“炮彈休克”提出現代化治療方案，反而帶出更多新問題。研究最大的發現就是，如果僅暴露於輕度震盪，大腦在結構上可能完全沒有受傷，但是已經發炎。這項發現符合一戰期間的病例記錄，當時很多“炮彈休克”士兵身體上沒有傷口，但脊柱取液化驗的結果是白細胞大部分變成免疫球蛋白，這是炎症的標誌。當時的醫生無法理解炎症從何而來，今天的醫生也只能將其歸結爲大腦的一種提前保護反應。大腦在受到震盪的瞬間已經開始進入一種保護程序，但是身體的其它部位還沒有反應。研究人員無法理解大腦爲何會有這樣的反應，以今日醫學之發達，我們對大腦受傷的認識仍然是那麼侷限，儘管這些年來不斷有新的名詞提出，例如“創傷性腦損傷”（Traum aticbrain injury）或者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 Traum atic Stress Disorder），症狀都和“炮彈休克”類似，也並沒有系統的治療方案，患者往往十幾年甚至一輩子受折磨。
伊拉克戰場和阿富汗戰場上，最常見的士兵受傷還是腦震盪，或者說是程度不同的“炮彈休克”，當然總體數量比一戰時的傷兵要少得多。美軍在很多州設立了專門的康復中心，用先進的電子脈衝儀器記錄並瞭解大腦受創後的反應，但仍沒有滿意的治療方案，各種研究理論都還很模糊。
一戰結束時，所有“炮彈休克”傷兵都消散在歷史的迷霧中，他們可能在街頭推銷保險，可能在工廠裏混到退休，很少有小說或者紀錄片展示這些人的生存情況，唯一的官方記錄是英國的社會保險部，根據該部的記錄，在戰後接受“神經類受傷戰爭賠償”的英國士兵是63296人，到1929年的時候增加到74867人。除了這些枯燥的數字外，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命運如何。
只有科奈爾莊園地下室裏克萊蒙汀夫人和離開傷兵的通信能讓我們瞭解到那些大腦嚴重受傷的人，如何痛苦地經歷死亡、經歷未結束的戰爭和未完的人生。在科奈爾莊園療養過的士兵都把在那裏的幾個月或者幾個星期時間視爲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克萊蒙汀夫人的優雅、熱情、善良和真誠深深感動並吸引着他們，離開後，幾乎所有人都會給她寫信。在信裏，他們像孩子對母親般訴說心理上的懼怕和肉體上的折磨。他們都希望能分配到一些低級的任務，這樣既不會離開戰場，保持了榮譽，卻又不必再面對死亡前線。很多人盼望着能再次回到莊園，再見到克萊蒙汀夫人，甚至幻想着和她約會。可是他們大多數未能如願，後來根據不同渠道得知，有人在回到前線後3個月就陣亡了；有人雖然活了下來，但是兒子卻陣亡了；有人在飛機轟炸時還在戰壕裏給克萊蒙汀夫人寫信：“飛機在我們頭頂，炮彈像下雨一樣。昨天晚上下了暴雨，今天還在下雨，天氣已經很暖。這裏的鄉村景色很美，麥子成熟了正等着收割……”
這是一封未完的信，在克萊蒙汀夫人收到時，寫信的人已經戰死了。出於在戰爭中的無私奉獻，克萊蒙汀夫人戰後被授勳，她死於1962年，終身保留着所有士兵的病例和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