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中，石原莞爾是作爲證人出庭的。軍事法庭檢察團一開始就問他有沒有什麼話要說，石原說：“想說的話堆積如山，滿洲事變的中心就是我這個石原，但是這個石原爲什麼不是戰犯?這根本不合邏輯，所以想說的話堆積如山……”檢察團只好趕緊打斷他。
在原原本本作完指證後，石原再次提出，他犯下的罪行當被作爲戰犯懲處，但這一要求無人理睬。當中國人都已經忘記了他時，還有誰會去起訴那個沒有得罪蘇聯人、美國人，只得罪了東條英機的石原莞爾呢。
這個當年被稱爲“日本陸大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大腦”，曾諷刺靠着父蔭爬上去的東條英機智力“只配做個上等兵”，所以，心胸狹隘的東條英機爬上陸軍大臣席位時，他乾脆被髮配轉爲預備役。
但石原莞爾當年在日本是個對日軍下層愛國憤青起了巨大示範效應的英雄。“918事變”時，石原莞爾是關東軍作戰參謀石原莞爾中佐(“佐”官即爲“校”官)，參與者高級參謀板垣徵四郎大佐，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總參謀長三宅光治少將均是按照石原的計劃行事，而司令官本莊繁中將扮演的只是默認角色。
石原莞爾之所以能號令關東軍發動“918事變”，在於其“思想”影響了當時的日本軍人。他很早就提出“滿洲土地無主論”和“最終戰爭論”，後者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是日本領導的東方民族與美國領導的西方白人的大決戰，他甚至預言將以核武器絕勝負。在中國被反覆提起的田中奏摺，在日本學界，都被認爲並非事實，但又並非全然是中國人的造假，很多人認爲它可能是石原莞爾這些人搞出來的。
“918事變”後，石原莞爾立即晉爲大佐，升任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隨後兼任參謀本部最核心的課長——第一部(作戰部)作戰課長。1937年升任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晉少將。石原莞爾等違背上級命令擅自發動侵略，不但未受懲罰，反加官晉爵，而不承認“滿洲國”的犬養毅首相被“愛國青年”暗殺，這鼓勵了日本中下級軍官紛紛仿效，最終導致與中國的全面戰爭乃至發動對美國的戰爭。無疑，石原莞爾是日本侵華戰爭的罪魁禍首之一。
石原莞爾在“918事變”後影響之大，甚至政府在組內閣人選名單時都要徵詢這位大佐的意見。日本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的名字，即取自“板垣徵四郎”的“徵”和“石原莞爾”的“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智力超羣的石原莞爾曾反覆力戒不可對中國輕啓戰端，否則會變成全面戰爭，而且，一旦變成全面戰爭，戰、和的主動權將掌握在中國手中，中國必然是以持久戰拖垮日本，那他的“最終戰”就完了。但“7·7事變”發生時，石原試圖要求日軍撤出長城以北，至少是不惡化衝突事態，但那些急於建功立業的後來者反問道，難道你忘記你自己是怎麼幹的了嗎?
有人認爲，如果石原未受東條英機這類“草包”的排擠，並能真正操控日本，也許中日兩國將是另外一種命運。但是，歷史有其自身規律，這位預言到了東條等人上臺即意味日本覆亡，在二戰剛結束就預言日本將以發展經濟再度復興、蘇聯集團將在冷戰中自行崩潰消亡的石原莞爾，卻偏偏沒有想到，導致日本滅亡的魔鬼之門其實是由他發動“918事變”時親自打開的。
晚年旅居美國的李宗仁，在檢討八年抗戰中中日雙方的優劣成敗時這樣認爲：
“……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迴，佔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佔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佔領凇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既無異探囊取物。然後右路越秦嶺佔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佔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佔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只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爲首的反戰派和三日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於暴力之下了。然後，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遊刃有餘。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面貌，恐將完全兩樣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
日本在中國戰場上的失敗，是戰略的失敗，亦即它並沒有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