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崛起國與老牌霸權國之間難以避免的衝突乃至戰爭，被稱爲“修昔底德陷阱”，德國與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對決被視爲最經典的案例之一。如今，探究德英衝突的成因，對於有關國家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具有至關重要的警示意義。
結構性矛盾難調和
迄今爲止，真正具有主導世界能力的霸權國只出現過兩個，這就是近代的英國和當代的美國。與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大致相當的只有古代稱霸歐洲、西亞、北非、地中海廣大地區長達三四個世紀的羅馬帝國。這三大霸權國創業靠的是“刀與劍”，守成離不開“血與火”。面對崛起國，其本能反應自然而然地表現爲以超強實力予以遏制。這是霸權國與生俱來、無法更改的天性。
英帝國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龐大的帝國，稱霸世界長達一個世紀。1900年，英帝國擁有3108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佔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擁有最強大的海軍、最龐大的商船隊和世界金融中心。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着美國、德國、日本開始崛起，英國實力相對下降，面臨着如何與崛起國相處的抉擇。英國雖然仍是世界上頭號強國，但已無全面打壓別國的實力，於是採取區別對待的策略，與美國和解，與日本結盟，集中全力對付德國。在英國看來，德國既有挑戰的實力和意圖，又近在咫尺，實乃心腹之患。
1871年贏得普法戰爭勝利和實現德意志民族統一後，德國發展迅猛，到20世紀初已經成爲一個人口衆多、文化素質高、軍事實力強、經濟實力雄厚的資本主義強國。擁有歐洲戰鬥力最強的陸軍和緊隨英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海軍、世界第二大商船隊。工業實力超過英國，位於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具備如此實力的德國，在德皇威廉二世於1897年任命蒂爾皮茨爲海軍大臣、皮洛夫爲外交大臣之後，便拋棄了俾斯麥立足歐洲大陸的“大陸政策”，開始推行“世界政策”，其實質就是在稱霸歐洲大陸的基礎上，擴建海軍，爭奪制海權，向海外擴展殖民地，爭霸世界，建立大德意志帝國。
德國的“世界政策”與英國的世界霸權存在着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德國稱霸歐洲的企圖，與英國維持歐洲均勢的政策背道而馳，歷史上英國總是聯合歐洲大陸國家去遏制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那個國家，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反對任何一個企圖稱霸歐洲的國家；德國擴建海軍，直接威脅英國的海上霸權；德國爭奪“日光下的地盤”，在殖民地已經接近瓜分完畢的情況下，遲來的德國必然越來越多地闖入佔有殖民地最多的英國的勢力範圍。因此，英國得出結論，德英對立的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於兩個國家的相對地位之中，雙方武裝衝突終究不可避免，必須對德國加以遏制。
海上爭霸走向敵對
海上霸權被英帝國視爲生存的支柱和必須竭盡全力確保的核心利益，決不容許受到挑戰。1911年5月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在英帝國祕密會議上就說：“真正決定英國外交政策的，是海上霸權的問題。”德國大力擴建海軍，一戰前最後幾年德國60%的軍事預算都花在海軍建設上，直接挑戰英國核心利益，導致德英關係迅速敵對化。
建立強大的海軍艦隊是威廉二世政治意圖的核心。早在1897年他就宣稱，“德國的未來在海上”，只有艦隊才能保證德國獲得與其經濟實力、文化水平相稱的世界強國地位，才能保證攫取海外殖民地。1898年，德國國會通過第一個海軍法案，計劃在6年內必須形成各有8艘戰列艦的兩支分艦隊。之後又通過多個海軍附加法案，緊跟英國步伐，大力建造戰列艦。1914年一戰爆發時，德國擁有戰列艦、戰列巡洋艦41艘，英國擁有戰列艦、戰列巡洋艦69艘。德國海軍由1898年的世界第六位，一躍成爲僅次於英國的世界第二大海軍力量。
德國擴建海軍從一開始就針對英國。1897年，德國海軍大臣蒂爾皮茨提交給威廉二世的備忘錄就已明確把英國當做假想敵：“對德國來說，當前最危險的敵人是英國。”英國對此保持高度戒備。1902年英國海軍大臣塞爾伯恩在一份內閣文件中指出：德國艦隊的巡航距離短，是專門設計用來對英國本土作戰的。1904年英國海軍部擬定了第一份對德戰爭計劃。1909年英國爆發“海軍恐慌”，擔憂德國海軍後來居上，決定將當年建造“無畏”級戰列艦的數量，由原計劃的4艘猛增到10艘。1912年3月英國海軍大臣丘吉爾在議會作出強硬表態，明確宣佈德國是英國在海上唯一的敵人，德國每造一艘主力艦，英國就造兩艘。
德國外交大臣屈爾曼在一戰後總結道：“戰前在英國的多年政治活動使屈爾曼深信，德國作戰艦隊的迅速擴建乃是使英國站在敵人方面的最主要原因。”不過，英國的所謂“海軍恐慌”是霸權國對崛起國常有的那種過度恐慌，甚至是別有用心故意渲染的結果。“德國威脅論”有利用的價值。英國第一海務大臣費希爾後來也承認：“是海軍部製造了這場恐慌，事實是英國必須誇大對德國的海上劣勢。”
魯莽外交火上澆油
1871年至1890年俾斯麥主政期間，德國推行“大陸政策”，外交穩健務實，爲德國贏得了遊刃有餘的國際環境。1890年3月俾斯麥被迫辭職後，德國步入“新路線”時期，繼而於1897年開始推行“世界政策”，外交上魯莽短視，非理性舉措一再上演。
德國一開始對與英國結盟抱有無限癡迷而又不切實際的期望，妄想德英兩個大國合作主宰歐洲事務。威廉二世對其舅父——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說：“沒有英國的首肯，在歐洲一隻耗子也不能亂動一下。”1898年至1901年，英國提出與德國建立關於遠東的地區性同盟，德國不理解英國決不加入任何無限制的軍事同盟的外交傳統，強求英國與三國同盟建立全面同盟，結果談判失敗。英國轉而於1902年與日本建立關於遠東的地區性同盟，1904年、1907年又先後簽訂《英法協約》《英俄協約》，德奧集團陷入包圍。
德皇及其外交智囊的魯莽冒失典型地反映在“克魯格電報事件”上。1895年12月29日，英國派詹姆森率領一支騎兵入侵南非的德蘭士瓦共和國，遭到慘敗，詹姆森被俘，英國政府極爲尷尬。在德國輿論和外交部的鼓動下，1896年1月3日威廉二世給德蘭士瓦總統克魯格發出電報，祝賀他“依靠本國的人民而不求助於友邦，成功地粉碎了武裝匪徒的入侵”。在英國看來，這是德國對英國的羞辱和挑釁，因此大爲惱怒。
一戰前兩次摩洛哥危機則表明德國只知道製造危機，而不懂得如何收場。1905年，法國在英國支持下企圖將摩洛哥變成法國的保護國。爲阻撓英法計劃，威廉二世在摩洛哥丹吉爾港公開表示，要維護摩洛哥的主權和獨立，保衛德國在摩洛哥的利益。德國政府叫囂：“如果法軍越過摩洛哥邊境，德軍也就立即越過法國邊境。”但是，英國立即對德國發出警告，不許德國對法國進行戰爭威脅，同時與法國磋商軍事合作措施。德國並未做好戰爭準備，只好軟了下來，同意通過國際會議解決爭端。1911年的摩洛哥危機，也因英國干預，德國不得不收手，這都導致德英關係勢同水火，同時極大地拉近了英法關係。
德英關係惡化是雙方結構性矛盾決定的，但德國外交的拙劣舉動無疑起着火上澆油的作用。推行“反俄聯英”政策，斷送了德俄關係，將俄國推到了宿敵法國一邊。不理解英國外交傳統，錯過了與英國結盟的機會。處理突發事件時，感情用事，虛張聲勢，結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隨着摩擦一次又一次爆發，離最後的攤牌越來越近了。
兵戎相見兩敗俱傷
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霸權國通常抱有在崛起國將強未強、將起未起之時將其消滅的企圖。英國傳統的歐洲政策，實質就是打擊老二，每當有企圖稱霸歐洲的國家崛起時，英國就出頭組織其他國家將其打倒。1793年至1815年英國組織七次反法聯盟摧毀了拿破崙帝國，到了20世紀初它對崛起中的德國同樣一點也不手軟。
先發制人摧毀德國海軍的企圖，就是這種政策的反映。1904年11月18日英國《陸海軍報》發表文章，論證用突然襲擊消滅德國艦隊的可行性。同年開始擔任英國第一海務大臣的費希爾，同樣就此問題向國王喬治五世提出了建議，並開始全面調整海軍部署。英國皇家海軍原有9支艦隊，其中8支分佈在海外。調整後，精簡爲5支艦隊，其中3支艦隊集中到歐洲海域，特別是部署在本土海域的“海峽艦隊”的戰列艦由8艘增加到17艘。
德國不得不時刻警惕。德國海軍大臣蒂爾皮茨上任伊始就提出，如果德國海軍在北海與英國海軍達到2：3的比例，英國海軍雖然可以打垮德國海軍，但所遭受的損失將使其無力應對法、俄海軍的挑戰，從而喪失海上霸權，這種高風險將懾止英國對德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在此之前要儘量保持低調，儘可能不驚動英國。威廉二世也高度關注這一問題，1904年11月23日在信中說，英國海軍人士的夫人們“公開宣稱，快要對大家宣戰了，因爲德國的海軍還很弱，英國要把它消滅掉還不致冒什麼風險，如果再過兩年那就晚了”。
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事件爲英國提供了打垮德國的機會，這一次英國準備充分，再也不想讓德國懸崖勒馬。海軍大臣丘吉爾說：“最近三年內，大家從未像這次準備得如此充分。”對英國來說，遲打不如早打，再拖延下去，將對自己不利，德國工業生產能力比英國強大，在海軍競賽中總有趕上來的時候。英國迫切希望在仍保持海軍優勢的情況下，通過戰爭擊敗德國。由於德國只敢跟法、俄開戰，卻沒有與英國較量的勇氣，一旦英國暴露參戰的意圖，德國可能再次收手，因此英國有意隱藏其參戰意向，僞裝中立。戰爭爆發前兩天的7月26日，英王喬治五世同威廉二世之弟普魯士親王亨利希會談時仍說：“大家將竭盡全力保持中立而不捲入戰爭。”但到了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的第二天，即7月29日，英國就明確表態，如果德、法兩國捲入，英國“就不能長期作壁上觀了”。這時的德國想讓奧匈帝國緊急停戰，但爲時已晚。8月4日，英國以德國破壞比利時中立爲由對德國宣戰。經過4年戰爭，終於實現了打垮德國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斷了德國崛起的夢想，同時也加速了大英帝國的衰落，德英衝突和戰爭的歷史就是兩敗俱傷的歷史。一百多年過去了，如今的世界又似乎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有關國家應秉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共建新型大國關係，防止重蹈歷史的覆轍，防止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這是政治家們和愛好和平的人們都應當警醒的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