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約有40萬名德國戰俘被帶到美國並關進各戰俘營。戰俘營曾發生過2000多起越獄事件。但這當中沒有一起可以跟亞利桑那州那一次集體越獄事件相比。因爲戰俘們太過無聊而萌發出玩越獄遊戲的念頭，纔有了這場計劃周密、大膽並富於戲劇性的越獄。
印第安人保留地
整個二戰期間，大約有40萬名德國戰俘被帶到美國並關進各戰俘營。美國第84安全部隊位於亞利桑那州州府菲尼克斯（鳳凰城）以東6英里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這裏是設置在美國本土的500多個關押德國俘虜的戰俘營之一。
1944年1月，第一批德國人抵達印第安人保留地。他們被安置在簡陋的戰俘營中的6個集中營。這裏關押着300多名來自德國海軍和商船的船長和船員。
據官方記載，二戰期間戰俘營曾發生過2000多起越獄事件。越獄的手段五花八門：有的通過攀爬圍牆跑出去，有的剪斷鐵絲網或在它下面挖隧道，有的把自己藏在卡車或吉普里面運出去，有的穿着守衛的制服直接走出戰俘營大門，還有的利用獄中勞動時間跑路。但是，這當中沒有一起可以跟發生在亞利桑那州印第安人保留地1A區集中營的那一次大膽的、充滿戲劇性的集體越獄事件相比。它引發了亞利桑那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追捕行動，驚動了當地的執法部門、美國聯邦調查局，甚至印第安裔偵察者。
發生在1944年聖誕夜前夕的這次越獄行動最終以一場鬧劇收尾，期間沒有發生槍擊，無人受傷，也沒有人受到嚴厲的懲罰。
根據約翰•哈蒙德•摩爾對這次逃跑的記錄《浮士德球地道》，戰俘營當局正是因爲將最不合作的戰俘集中關押在了第一戰俘營而惹下了事端。這都是些喜歡惹麻煩的人、曾經的越獄者以及存在各種問題的囚犯。
只有憲兵司令塞西爾•巴歇爾上校發現這個安排中的一個問題。巴歇爾指出，在1A區戰俘營存在一個警戒塔無法監視的盲點。“這羣德國人是一羣高素質的人，非常的聰明。不應該把他們當中最聰明的放到第一集中營。我早就知道他們會發現這個盲點。“
百無聊賴挖地道
1A區的戰俘們整天無所事事。只有約四分之一的人員被僱傭做一份每天80美分的工作，比如在獄中小賣部摘棉線團。《日內瓦公約》免除了軍官和軍士在獄中的勞動，允許他們睡懶覺並讓他們有時間思考如何衝出圍牆。
在北非海岸指揮炮兵部隊時被俘虜的Wolfgang Clarus上尉回憶道：“我們連續幾個小時盯着圍牆，努力想象自己能做的每件事情、任何事情，並最終意識到只有三種可能性：穿過它，從它上空飛過，或在它下面挖地道。”
表面上，德國人看來終於適應了他們的戰俘生活。關押了最棘手的納粹潛艇船長和船員的1A區集中營尤其如此。戰俘們的精神狀態都很好，他們花費了許多時間修建了一個美麗的大花壇。事實上，當1944年末美國人還在爲德國人的轉變感到高興時，戰俘們已經在謀劃通過地道逃亡了。
挖地道行動開始於1944年9月的某一天，由一個包括4名潛艇船長的小組指揮。地道開口正好處在巴歇爾曾警告過的那兩個最近的警戒塔之間的盲點處，距離一個澡堂僅3.5英尺（約1米），而這個澡堂是最接近外圍圍牆的建築。地道挖掘者們挖出一個入口並放置了一個大煤箱來進行掩護。他們裝作去澡堂淋浴或洗衣服，然後從1.8米深的豎直通道下到地道里去。夜間，他們三人一組分三輪下去挖掘，每輪90分鐘，一個人用煤鏟和鶴嘴鋤挖土，第二個把土裝進桶裏遞到上面，第三個人就負責拉土和把風。另有第四組負責第二天把那些挖出來的土撒到各處。他們把土帶到盥洗室沖走，或者藏在閣樓上，或者裝在身上有洞的口袋裏任由它們露到新修的花壇裏。
爲了處理挖出來的土，Fritz Guggenberger上尉想出一個主意：“難道我們不應該在這集中營中擁有一個運動場地嗎？我認爲他們肯定會鼓勵我們運動的。”
修建一個排球場，而修建球場的地面正好因爲凹凸不平而需要平整。他們從看守那兒獲得耙子，每天都要平整幾次球場的地面。集中營裏變得整潔起來，美國人將這些行爲歸結爲典型的德國式高效率。戰俘們把從地道中挖出的土撒到球場上，守衛們認爲那是一些陳土，而沒想到是來自地下的新土。
地道每天前進大約0.9米。1944年11月末，一個巡視組來此檢查，其中的一位上校宣稱：這個戰俘營根本不用擔心囚犯們會掘地而逃。他說，這裏的土就像石頭一樣堅硬。當時，他正好站在隱藏的地道入口附近，囚犯們聽到他的話都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
地道挖掘者每晚都堅持苦幹，一直到12月初。他們要挖穿兩道圍牆和一條圍繞戰俘營的巡邏道，恰好在公路那邊的矮樹叢裏有根路燈杆。通過在紙上的三角計算，他們算出從澡堂到燈杆的地道的長度需要達到54米。最後的15米是最難挖的，因爲地道挖到了4.2米深，到了排水溝下面並與路基相鄰。挖掘者從澡堂插座上引過來一條電線，接上燈泡。電線有些地方的絕緣層因老化而壞掉，而地道的直徑不足1米，他們一旦不小心碰到漏電的地方就會被電得死去活來。
到12月20日，地道正好54米長了。在另一端的豎直出口處，他們將一根末端綁有碎布的木棍穿出地面。這個露出地表的標記正好在路燈杆的附近。戰俘們用兩個很淺的裝有土和草的木箱子隱藏了出口。
其他準備工作
早在2月的時候，Quaet-Faslem上尉就曾藏在一輛裝滿夾板的卡車裏從戰俘營裏逃了出去。在被抓到之前，他已經穿過邊界線並進入墨西哥境內大約50公里。那次的經歷讓他認識到儲存足夠的食物至關重要。
德國戰俘們用自己從早餐的包裝盒中留下來的蠟紙把麪包屑包得緊緊的。把麪包屑和牛奶或水混在一起“可能會變成一種乏味的軟團，但是它確實也很有營養並且更容易攜帶”，Kraus上尉說。
逃亡者們也需要一些證件。美國攝影師曾爲囚犯們照了快照，以方便他們寄回遠在德國的家以證明美國是怎樣優待戰俘的，而這些照片同樣也很適合用來僞造護照和其他證件。這些僞造的證件被印上類似官方機構的印記，從而可以讓他們以外國海員的身份前往加利福尼亞或墨西哥灣。
通過仿造納粹黨員的用品賣給看守，囚犯們獲得了流通的美國貨幣。他們製造砂模並融化牙膏管來製造德國的鐵十字勳章、鷹章以及其它的徽章。然後他們塗上黑皮鞋的上光劑再將它們人爲磨損得像被佩戴過的真品一樣。
有三個德國人則籌謀另外一項新奇的計劃。Wilhelm Günther上尉、Wolfgang Clarus和Friedrich Utzolino少尉都不打算徒步200多公里走到墨西哥邊境去。在看過亞利桑那州的地圖後，他們發現只須向西步行大約50公里就能碰到一條河，希拉河，而它正好向西南流入邊境附近的科羅拉多河。他們打算沿河而下，而這需要一艘船。
三重唱——他們的戰俘夥伴們送給他們“三個瘋狂的舵手”的稱號——開始建造一隻能容下他們三人和設備的足夠大的平底船。他們用一堆廢棄的木材製造出了一個木製機構的支架。船外殼所需的帆布和柏油則從戰俘營獲取——他們謊稱營房的屋頂需要維修，而囚犯們很樂意做這些工作。三個舵手負責設計施工，這樣那些帆布就很容易地被拆分成每一塊都不超過50釐米的小塊——要從地道順利通過所能允許的最大寬度。他們的許多工作都是公開進行的：守衛們認爲這只是又一件打發時間的工作而已。
越獄成功
1944年12月23日，星期六，相鄰的1B區集中營舉辦了一場熱鬧的聚會。軍士們喝了被禁的杜松子酒，豎起一面德國國旗，唱起納粹的進行曲。他們看起來是在慶祝希特勒在比利時苟延殘喘的進攻：阿登戰役。
在這些娛樂的背後，逃亡開始通過澡堂進行。逃亡者們分10組進行，每組兩三個人，裝滿備用衣物的袋子、盛有面包碎屑和其他食物的包裹、醫藥用品、地圖、假證件以及香菸也要一起帶出去。晚上9點之前不久，第一小組下到了入口的梯子上並開始穿越地道，用肘、胸膛和膝蓋把他們的包裹頂在前面前進。
54米長的旅程大約用了將近40分鐘的時間。Guggenberger爬上出口處的梯子並小心地掀起蓋子。外面下着小雨，他和他的夥伴進入到一塊矮樹叢裏面，不幸地跌進一個齊腰深的冰冷的水坑中。到凌晨2：30，所有的25個囚犯——12名軍官和13名船員已經爬出地道，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圍牆外開始了他們的逃亡。後面的夥伴則及時關閉了地道的兩端。
他們的大致計劃是向南前進並只在黃昏以後行動，避免乘坐火車和汽車。許多人帶上了他們在墨西哥的同胞或支持者的名字和住址，他們可能會幫助他們返回德國，儘管所有人都清楚他們真能回到祖國的機率非常小。但至少現在，在聖誕節前夕的最初的幾個小時，他們自由了，擺脫了牢獄生活，踏上了冒險之路。那天夜裏，其中一組發現一小塊乾燥的地方，並在一處舒服的乾草堆中進行了休息，他們用烤麪包屑和灌裝牛奶慶祝聖誕夜前夕，並傾聽附近的一個家庭唱聖誕頌歌。另一組偶然發現了一間荒廢的小屋，便臨時住在了裏面：他們中的一個帶着口琴，靜靜地吹起了“平安夜”。
追捕和逃亡
2004年11月23日，德意士兵紀念73名葬於美國的二戰戰俘
美國當局發現出事是在週日4點清點人數的時候。留在1A區的德國軍官們要求由一位美國長官而不是軍士來進行清點，這就大大拖延了清點人數的時間。
當巴歇爾上校確定有一大羣囚犯逃出時已經是早上7點了。他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報告了逃跑者的名字和特徵。當他還在打電話的時候，另一個電話響了。原來是鳳凰城的治安官報告說他拘留了一名逃跑的戰俘。Herbert Fuchs，這個22歲的德國潛艇船員很快就厭煩了多雨、寒冷和飢餓，搭便車到了治安官的辦公室。其後不久，滕比的一名婦女打電話過來說兩名逃犯敲了她家的門並自首。接着，滕比的一個男人也報告說兩個飢寒交迫的戰俘自首了。
平安夜前夕，滕比火車站也有一個電話打過來說另一個逃犯也已經被捕。這個逃犯叫Helmut Gugger，是個被徵兵進德國海軍的瑞士人。在美國人的武力威逼下，Gugger吐露了地道的存在。
6名逃跑者已經被捕，還有19人在逃。當局發起了被稱爲“亞利桑那州史上最大規模的追捕”行動。士兵、FBI探員、治安官、警察、邊防巡邏和海關探員都加入到對這19名德國人的搜捕中。農場主和印第安偵察員也被捕獲一名逃犯獎勵25美元的報酬所吸引，帶着登有嫌犯照片的剪報四處搜尋。
儘管 FBI局長埃德加•胡佛再三向公衆警告這些德國逃犯可能帶來危險。而事實上，並沒有一起關於逃跑的戰俘搞破壞和襲擊美國公民的記錄。僅有的幾起犯罪行爲都是偷盜：爲了逃跑而偷汽車或衣服。
亞利桑那州的居民們很快就忽略了這次逃獄可能造成的危險，而是更關心被抓逃犯身上發現的供應品，包括實行定量配給或很難得到的物品：比如一盒盒的香菸，一袋袋的巧克力、咖啡、食糖，甚至重達十磅的肥豬肉。菲尼克斯城的居民憤怒地寫信給亞利桑那州政府：“我們這些納稅人連續幾周都不能吃到鹹肉，這無所謂。但當我們爲了配合戰時物資需要努力工作完回家時，卻在報紙上看到戰俘們在享受那麼奢侈的物品，彷彿他們逃過了戰爭帶來的災難。”
聖誕節過後，19名囚犯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夜間徒步向南方前進。
1945年1月1日，兩個逃跑的軍官認爲他們走不了多遠了。Kraus船長和他之前的二副Helmut Drescher少尉，已經在一夜之間走了16公里。但是現在Drescher卻腫了腳，只能用一根木棍當柺杖蹣跚而行。早晨，他們敲開了一棟孤立的低矮平房的大門。一個12歲的男孩領着兩個更小的孩子開了門，Kraus解釋了他和Drescher的身份，並說他們想向當地的警察自首。男孩說，他的父母不在家但不久就會回來了。
這兩個德國人煮好咖啡，和孩子們分享了他們剩下的巧克力，然後給孩子們講在他們潛艇上的故事。早晨大約11點，當他們的父母回來時，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幅其樂融融的情景。父親從口袋裏取出一張登有逃跑者照片的報紙，拿起一支鉛筆，看着Kraus 和 Drescher，在他們每個人的照片上面都劃了一個大大的叉。
就在同一天，一個印第安人在離墨西哥邊界不到50公里的地方發現了另外兩個正在睡覺的囚犯。
四天後，追逐懸賞的印第安人又在同一區域捉到了另外兩個逃犯，而來自佛羅倫薩戰俘營的陸軍巡邏隊也抓到了另外三個。
1月6號最先爬出地道的兩名船長——Quaet-Faslem 和 Guggenberger——被一羣印第安偵察員叫醒。“Quaet-Faslem船長，”其中的一個問道，“你睡得可好？”Quaet-Faslem驚訝地發現，這正是11個月前在墨西哥抓住他的那個印第安人。加上兩天後的1月8日抓獲的另兩名德國人，現在只剩6個戰俘——兩個三人小組——仍未被捕獲。
其中一組是“三個瘋狂的舵手”——Clarus、Günther和 Utzolino。他們在獲得自由的第一天就利用船帆布避免了雨淋。但是當他們四天後抵達希拉河邊開始組裝他們的船時，他們發現他們的帆布已經在雨中縮水了。當他們縮短了木製撐杆來適應縮水了的帆布後，他們發現，在他們地圖上看起來如此寬闊和吸引人的希拉河，其中的泥沙竟多過了水。當他們把傳動裝置放下水的時候，船馬上就沉到了泥水底下。“我們應該知道希拉河在某種意義上算不上一條河，”Clarus後來說，“當然，住在亞利桑那州的人都清楚這點。”
接下來的兩天夜間，他們成功地在河裏漂浮了很小一段距離。最後，“三重唱”放棄了這個曾讓他們充滿信心並在戰俘營裏準備了幾周的計劃。他們毀掉了支架然後開始步行前進。
大約一週以後，他們中的一個在一條灌溉渠邊洗自己的內衣褲時，被牧人發現了。
在接下來的兩週裏，最後三個逃犯仍下落不明。這個小組包括Jürgen Wattenberg上尉和他的兩名船員，Walter Kozur和Johann Kremer。Wattenberg在戰俘營中是一個資格較老的軍官，他向當局提交了很多關於對營地食物、娛樂和其他事情的投訴，從而贏得了大家的尊重，並很快成爲這羣惹麻煩的人裏面的首領。印第安保留地的指揮官提到他時稱他爲“這個營地裏面的頭號納粹分子”。
逃出之後，Wattenberg並沒有立即向南方進發。他們三個人一直躲在戰俘營北面山上的一個斜坡上的淺洞裏，而這些山幾乎在印第安保留地內就能看到。Kozur和Kremer甚至在一天晚上冒險到了菲尼克斯城，玩了一次保齡球並喝了許多啤酒。
Kremer還實施了整個逃跑行動中最怪誕的惡作劇。每隔幾天，他就去和來自印第安保留地裏面的外派勞動的囚犯匯合。他和一個朋友交換位置，那個朋友在晚上睡在山洞裏而他則跟外派囚犯一起返回營地。他在戰俘營裏收集信息和食物。然後他要麼設法跟隨外派囚犯離開營地，要麼把信息和食物讓別人送出去而自己則留在營地。
在1月23日，他們逃跑一個月後，一次突擊檢查暴露了Kremer在營區的存在。第二天傍晚，不知情的Kozur離開了棲身的山洞，他找到朋友們用來爲他們隱藏食物的一輛廢棄汽車。那裏並沒有什麼食物，只有三個美國大兵正用來複槍瞄準着他的頭。
現在，只有Wattenberg仍在逃。
1月27日，Wattenberg吃完了他剩下的最後一塊食物，颳了臉，穿上一件乾淨的襯衣，步行來到菲尼克斯城。他用口袋裏最後的75美分在飯店吃了一頓飯，然後在飯店大廳的椅子上睡了一會。他在夜裏走到了大街上，向一個街道清潔工問路。那個清潔工覺得這個口音很可疑，於是通知了一個警察。那天早上9點的時候，Wattenberg也被送回了印第安人保留地。
這次重大的逃跑事件沒有人受到嚴重的懲罰。儘管在安全上存在漏洞，但沒有任何一個美國軍官和守衛被起訴到軍事法庭。
許多年以後，Clarus談起那個地道時說：“構思、挖掘、逃出去、回來，訴說我們的冒險活動，得知別人身上發生了什麼……爲什麼？它歷時一年多並且成爲我們最大的娛樂和消遣。它讓我們在德國慘敗和擔心自己的父母和家庭的時候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