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將新聞自由在西方社會的發展劃分爲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在早期政治社會中，公衆產生了對新聞的渴望和表達自由的需求，而政府則以書報審查制和許可證制來遏制報刊，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就是範例。第二階段，隨着“自由戰士”隊伍的擴大，官方的書報審查制和許可證制被廢除，代之以經濟和法律限制，如推出針對報紙的“知識稅”（taxesonknowledge）和誹謗、煽動、藐視等嚴刑峻法。開始實行君主立憲的英國在這方面花樣最多，美國、法國、德國也經歷了這一階段。第三階段，報紙通過廣告和銷售實現獨立自主，出現了“新聞強人”。第四階段是新聞界作爲商業企業的時代，出現了20世紀的集中和壟斷現象。
這種對任何激進變革的限制也呈現出英國式改良主義的一個特點，即政治上一般不再由官方控制報刊，而由經濟法則、尤其是稅收槓桿來調節報刊市場。英國就是在1695年以後的辦報熱潮中迅速進入第二階段的，“知識稅”和誹謗、煽動、藐視等嚴刑峻法的施行，讓報業的發展受到抑制，並且產生了複雜的影響和後果。
當時一些小冊子和小報以低價格吸引讀者，最早的便士報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的。當時許多半便士和1/4便士的“郵報”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出版週期並不規定。它們實際上是小傳單，刊登寥寥幾則新聞，經常伴有廣告，由小販在街上叫賣。這些報紙的興起和更多插入廣告的做法引起了國會的關注，它考慮對所有新聞性出版物每頁徵收半便士印花稅。
1701年，一份抗議小冊子出版，名稱爲《代表多名與半便士報紙的造紙、印刷和出版有關的人士謙恭地提出諸理由》。它聲稱，5名主要印刷商從事此行當，每年用掉2萬令紙張。“上述報紙都是一張半，向比較貧窮的人僅售半便士，他們是因爲便宜纔買報的，並且讓自己開心，還吸引了他們年幼的孩子，誘導孩子們閱讀。如果向這些簡陋的報紙（由於紙張粗糙，紳士們一般不屑於閱讀）徵稅一便士半，它們就統統完蛋了。”小冊子還說，成百戶家庭，包括許多盲人，是以在大街上賣這種半便士出版物爲生的。
儘管如此，1712年8月，政府根據《印花稅法》對報紙開徵印花稅。該法規定，每半頁或小於半頁徵印花稅半便士，半頁以上、不超過1頁徵1便士，1-6頁的徵2先令，6頁以上書冊免徵。此後，還對報紙徵收廣告稅和紙張稅，三稅合稱“知識稅”。從1712年到1815年，報紙的稅負增加了7倍之多，1815年時一份報紙要納稅4便士。當時報紙售價通常爲7便士，只有少數人買得起。
一些報紙停刊了，報紙發行總量也下降了。但是，大多數報紙並沒有如作家斯威夫特所預測的那般，因印花稅而倒閉，而是設法鑽法律漏洞。爲了填滿可以免稅的6頁以上書刊，更多的版面給了社論，最早的社論就這樣出現了。1724年，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考慮起訴出版僞裝成小冊子以逃避印花稅的印刷商。委員會發現在倫敦就有兩份叫《半便士郵報》的同名報紙，還有3份售價半便士的週報。更有公開挑戰者：1744-1745年出版的日報《倫敦便士郵報》拒繳印花稅持續出版約300天。1712年到1757年，英國報紙的總髮行量增加了8倍。
然而，“知識稅”還是對報紙出版產生了多重影響。首先，“知識稅”在整個18世紀幫助將報紙讀者限定爲中上層階級，並決定了《泰晤士報》的獨特崛起方式。其次，“知識稅”深刻影響了報紙經營，改變了盈利和虧損之間的微妙平衡，也因此驅使報紙追逐利潤；出版費用佔了大頭，採集新聞和與政府的誹謗指控作鬥爭的經費就爲數寥寥了。報紙紛紛轉向依賴官報《倫敦公報》來獲得重要新聞，以此規避可能招致迫害的政治敏感話題。
英國政府最初主要以《倫敦公報》爲宣傳工具，該報從17世紀創刊開始到18世紀初期的聲譽都比較好，然而18世紀初，日報的大量興起使得政府對報紙逐漸失控。爲了保證對輿論的控制，英國的政黨都半公開地爲報紙提供津貼。受限於財務困窘，編輯和出版商並不拒絕津貼，知名的斯蒂爾、艾迪生和斯威夫特也概莫能外。18世紀上葉的英國作家、戲劇家、詩人幾乎都接受過政府津貼，津貼製造成了這些報刊很強的政治傾向性，這種做法在英國新聞史上甚至成了一種傳統。
安妮女王（1665-1714，1702-1714在位）時代的輝格黨政府國務祕書和財政大臣羅伯特·哈利（1667-1724）在1704-1714年間僱用笛福，每年津貼爲400英鎊。笛福爲哈利寫了許多小冊子，1704-1713年創辦和幾乎是一人撰寫《法國事務每週評論》（AWeeklyReviewoftheAffairs）（簡稱《每週評論》，後易名《不列顛民族每週評論》）。哈利接着如法炮製，僱傭了德拉里維爾·曼利和斯威夫特寫小冊子抨擊他的政敵。笛福後來還受政府委派打入反對派報紙臥底多年。
各主要政黨報刊發行人接受的津貼，高的每年達到數千英鎊。津貼制度做得最過分的是輝格黨領袖羅伯特·沃波爾（1676-1745），根據政府祕密記載，在他擔任首相的近21年（1721-1742）裏，每年這類津貼高達5萬英鎊。這種制度使得報人難以擺脫政治而獨立發表意見，經常遊離於兩黨之間。一些報紙還將受賄作爲生存之道，醜聞傳單成爲18世紀生活的一部分，而接受金錢刊印吹捧文章、扣壓敵對批評以及不利傳言成爲風氣。國家通過賄賂、津貼、提供獨家消息和在聽話的報紙上刊登官方廣告等手段，對18世紀的報刊施加了重要影響。
“知識稅”也改變了報紙的外在形態。由於不按紙張大小徵稅，整個18世紀報紙的開張越來越大。出版商將大於4頁的紙張改爲半版，大開報紙（broadsheet）開始出現。在古登堡印刷術發明300多年後，報紙終於能夠在外觀上鮮明地區別於傳單、小冊子、新聞書了。擴大了容量的版面等待填充，而這一工作是由編輯從事的。編輯的工作就是簡單處理材料並予以刊登。政客負責提供文章，記者和廣告商負責傳送各種資料。在這樣的報刊上，準確地報道事實並不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報紙的作用是支持和傳播不同主流政治派別的觀點和主張。因此，報刊界最響亮的聲音來自隨筆作家和小冊子作者。
最後說明一下，“知識稅”是一種諷刺性的說法，最早見諸約翰·亨特和利·亨特出版的《考察家報》（Examiner）（1808-1881），該報繳納印花稅，但是在頭版上總是稱之爲單數的“知識稅”（taxonknowledge）。後來，“知識稅”的英文就用複數來統稱紙張稅、印花稅和廣告稅了，直到1855年才全部取消，英國的報刊數量隨之猛增，一批全新的大衆化廉價報刊在英國誕生了。然而，工人報紙等激進報業則在這種商業化的衝擊下遭遇了市場抑制，最終徹底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