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攻前八天的緊張氣氛極爲壓抑。鐵木辛哥與朱可夫無疑只能讓部隊做好防守工作，謹守領袖（Vojd）的路線：避免任何挑釁。自6月10日起，朱可夫向基輔軍區司令基爾波諾斯下達了這道指令：“內務人民委員部邊境部隊的首長髮來報告稱駐守防禦工事區的指揮員已接到前行佔領防線的命令。您向國防人民委員會報告，給下達的這道命令隨便找個藉口。相似的行動會挑釁德軍，使其發動武裝衝突，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立刻撤銷這項決定，向我報告到底是誰下達的命令。朱可夫簽署。”採取的措施少得可憐，而且都很消極被動，如6月19日的指令命令掩護機場，但這項措施下達得太晚了。18日，梅爾庫洛夫說德國大使底下的工作人員幾乎都已回國了。貝利亞立即指出：德國人大規模滲入破壞分子隊伍——461個人已經於6月10日被捕。18日，德國一名年輕士兵來到了蘇軍防區，他當兵的父親是共產黨人。“6月22日凌晨4點發動進攻，他說。如果到5點還什麼都沒發生的話，就把我斃了吧。”防區指揮員怕引起挑釁，等上了三天，才把情報上報，這麼做是怕自己小命不保。朱可夫在《回憶錄》裏裝作不知道這個錯誤，說6月21日的那個士兵只不過開了小差。
一旦瞭解到實情，晚上8點，朱可夫便電話通知了鐵木辛哥和斯大林。自18點起，兩人就和貝利亞在克里姆林宮內，在座的還有共產黨的幾個負責人，海軍上將庫茲涅佐夫和駐德的年輕海軍武官米哈伊爾•沃隆佐夫。
他膽戰心驚，鼓足了勇氣說，柏林那兒應該馬上就要開戰了。朱可夫的來電使得氣氛極其凝重。斯大林讓參謀長立刻來克里姆林宮，要瓦圖京也一起來。臨行之前，朱可夫聰明地下達了指令，讓所有部隊提高警惕。照《回憶錄》裏的說法，他們發現就斯大林一個人在，他極爲忐忑不安。戈利科夫過來交給他兩份重要線人——索非亞和東京的特工（理查德•佐爾格）——發來的情報，說戰爭的爆發就在明天。貝利亞也過來抱怨，說駐柏林的大使捷卡諾佐夫給他發來了許多極端緊急的消息。
斯大林說：‘現在下達這樣的指令還太早；還是應該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應該下達一條簡短的指令，就說德軍會先發起挑釁，進攻我們。各大軍區駐守邊境地區的部隊不應採取任何挑釁措施，以免事態複雜化……’”1967年，當電影藝術家格利高裏•楚赫拉伊問他斯大林爲什麼會如此盲目時，朱可夫“沉默了很長時間後纔開了口，因爲顯而易見，他不願這樣去說：‘斯大林害怕戰爭。恐懼是個很糟糕的軍師。’”朱可夫和瓦圖京出去，修改了一下文本。斯大林又改了一遍，才讓鐵木辛哥簽字。指令說部隊可祕密佔據戰鬥位置並保持警惕。但最後幾句仍是斯大林一貫的做法，寫得模棱兩可。
“我們部隊的使命（原文如此）就是去抵禦會引起嚴重後果的挑釁行爲。……若未下達明確的命令，不應採取其他任何措施。”瓦圖京匆匆回了總參謀部，讓工作人員全都加班加點工作。“發給各大軍區的指令於0點30分傳送完畢”，朱可夫這麼說。22點20分，在鐵木辛哥的陪同下，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乘車回到了國防人民委員會。兩人一句話都沒說。半小時後，斯大林去了昆採沃。他有什麼好懷疑的呢：全世界都已相信希特勒馬上就要發動進攻了。季米特洛夫向他轉交了一份由周恩來發給毛澤東的電報，說蔣介石已在重慶公開宣稱德國將於6月21日進攻蘇聯！
在《回憶錄》裏回顧擔任總參謀長五個月的過程時，朱可夫承認自己總有種感覺，覺得當時尚未傾盡全力讓紅軍做好準備，以應對德軍的進攻。“我們這些軍人不太可能想方設法去讓斯大林相信與德國開戰已是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會發生，不可能向他證明必須調動軍隊，應用作戰計劃，來預先採取緊急措施。”他若是堅決要求斯大林採取措施——直至提出先發制人的建議——那我們就能將功勞歸之於他和鐵木辛哥，他們倆一直是同一條戰線的。但他讓斯大林採納的兩項措施——徵召80萬預備役部隊，四支部隊向第聶伯河-德維納河進發——用到了戰時三分之二的紅軍兵力。
尤其是，由於允許即席組織縱深防禦，這些部隊在最初三個星期就能實施包圍，就能阻止德軍長驅直入，如巴巴羅薩計劃所設想的那樣。還可以認爲的是，就是靠這些措施才阻止了德國國防軍在第一個回合便將紅軍擊垮出局。
這位參謀長還能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嗎？他當然可以不聽命令。但這樣對局勢而言於事無補。內務人民委員部無處不在，哪怕最細小的異端措施都會被向上彙報，朱可夫立刻就會被捕，遭槍決。斯大林明確宣稱過：“人民委員、總參謀長和各軍區司令員應該知道，如果部隊作戰不當，他們本人就要對後果負責。若無斯大林本人批准，我們絕對禁止調派軍隊佔用分派給他們用於掩護的防線。”在一個絕對獨裁的體制裏，權限從來就沒有被清晰地界定過，上級命令也不受尊重，朱可夫甚至都不敢反對軍區司令員下達的派部隊去後方進行訓練射擊這樣的荒唐命令，否則就會引起很大的懷疑。他自己就承認：“正是因爲這樣，在德國法西斯入侵的時候，幾個軍和幾個師的掩護部隊便發現不可或缺的炮兵部隊連個影子都沒有了。”
仔細閱讀《回憶錄》，就會發現朱可夫也和他的主宰者一樣抱有幻想，思路不清。他花了兩頁的篇幅，理所當然地認爲斯大林完全有理由不去相信來自西方的情報，尤其是英國的情報。他記得丘吉爾有一份提醒斯大林德國動向的信息（4月12日，由大使克里普斯轉交給維欽斯基）受到了怎樣的關注，那則信息被認爲完全不可靠。好幾次，他都有種感覺，認爲領袖（Vojd）或許（那時候，他覺得是“肯定”）是掌握了表明希特勒遵守協約的情報。將軍當了不到一年，參謀長當了五個月，他還能怎麼想呢？
“儘管斯大林擁有無可置疑的權威，但我們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還是有所懷疑，覺得德國的威脅是實實在在的這種想法仍揮之不去。要想想在評估國際局勢時，這可是在和斯大林的旨意唱對臺戲啊。大家都還記得近些年發生的事。誰要是大聲說斯大林錯了，說他自欺欺人，那就肯定意味着得去和貝利亞喝咖啡，否則想脫身，門都沒有。
說句大實話，戰前，我沒覺得，我不認爲自己比斯大林更聰明，更有洞察力，我不認爲自己能比他更好地判斷形勢，比他知道得更多。我對事實也沒有恰當的判斷，沒法拿來反對斯大林。……焦慮咬齧着我們的靈魂，但還是信任斯大林，這種信任最終正如所預料的那樣變得相當強烈。今後到底怎麼來評判這種精神狀態，並不重要，因爲這就是事實。”
“我對事實也沒有恰當的判斷”：一個體制若是隻能製造、只能容忍這種類型的人，則這種一言堂似的謬誤必將付出慘重的代價。朱可夫不可能更進一步了。他和蘇聯的全體高級指揮員一樣，在戰略上也很盲目，對工農紅軍自我神話，面對強權不讓軍隊擁有自主權之時，只知唯唯諾諾。他知識儲備裏的那些概念近乎於教條，自工農紅軍誕生起便是如此，是容不得討論的：進攻就是一切，集中兵力本身就具有優點，社會主義體制使那些爲之戰鬥的人擁有發自內心的精神上的優越感，奇襲沒法決定戰局，本質上只有持久戰才行……就此觀點來看，他比德國的將領擁有更多的“藉口”，畢竟德國的將領們都是在全心全意自覺分享希特勒的滅絕旨意。至少看來，即便成了戰勝者，朱可夫仍因自己沒能打消斯大林玩這個危險遊戲的念頭，而表達了對人民和2500萬死者的痛悔之情。無論是曼施坦因、古德里安，還是其他任何一個寫有回憶錄的德軍高級將領，都未曾體會到有這樣表達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