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一衣帶水，從歷史上看，沒有哪一個國家和中國有如此深的聯繫，尤其叫中國人難忘的是日本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苦難。而人們不知道的是，在1898年到1907年這十年間，中日兩國卻經歷了一個相對友好的黃金十年。特別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大清帝國敗於島國日本，促使大清帝國的士大夫們覺醒，探討爲什麼會失敗?
結論是簡單的，日本經過了明治維新，日本的強盛是改革的結果。意識到這一點的清朝開啓了自己的改革之路。
知恥近乎勇，事實上，自甲午戰爭後的近10年間，清朝知識分子不僅沒有形成強烈的仇日反日情緒，反而興起了向日本學習、借鑑的浪潮。
特別是1898年9月，剛剛辭去日本內閣首相的伊藤博文以私人身份第一次訪問中國。改變了中國的近代歷史進程。
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內閣首相，曾四次組閣。作爲明治憲法之父，他還是該國第一位樞密院議長、貴族院院長。在伊藤組閣期間，日本悍然發動了甲午戰爭，並一舉挫敗大清，自此成爲東亞頭號強國。
伊藤博文來到中國後，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伊藤博文自己描述被待如上賓的情景：“一到天津，清國朝野歡迎我的盛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明日當由天津赴北京，皇帝陛下似乎早已在等我。諒必能立即接見。我在天津忙於日夜宴會，甚多中國人前來，都以援助清國爲請，實在推辭不得。”
當時戊戌變法的主持者康有爲等人，以日本爲師，把明治維新當作中國維新改良的範本。於是，伊藤博文的抵京，讓他們興奮異常，紛紛上書光緒皇帝，奏請讓伊藤留在北京，待以客卿之禮。刑部主事洪汝衝認爲，中國官場老人太多，辦事掣肘，維新人才奇缺，伊藤博文在明治維新期間，“成績昭然，信任既專，威望自重”。如能將伊藤“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訪周諮”，則可推動變法，進一步打開外交局面。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也認爲，“既然伊藤博文成功地把日本變成一個強國，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由中國政府請他做外國顧問”。貴州舉人傅夔甚至提出任用伊藤博文人閣拜相，用其在日本的變法經驗來改革中國製度。
在這樣的氣氛中，光緒皇帝在9月20日接見了伊藤博文。積極詢問伊藤博文，對於中國的變法，有什麼好的建議和辦法。
應該說，伊藤博文對於中國的變法持積極態度的， 伊藤博文在與李鴻章在聊天時，就大清的變法圖強，伊藤博文說：“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爲抱歉!”李鴻章惟有嘆息：“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欽佩。且深佩貴大臣力爲變革尚俗，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雲中國地廣人衆，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爲抱歉!自漸心有餘、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相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
伊藤博文說：“天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蓋天之待下民也，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爲耳!”
應該說，隨着《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伊藤博文在戰略層面也不再將大清帝國作爲敵人，甚至還希望中國能變法圖強。因爲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雖積極“脫亞入歐”，但國內仍有不少“興亞”主義者。他們認爲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西方列強是日本的主要敵人，所以應聯合中國，才能對抗白種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責任維護和協助中國，但清政府太腐敗，必須將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結盟。伊藤博文總體上持這樣的姿態，他甚至說：“中國強，日本才能強。中國好，日本才能好。”
但是，伊藤博文熱衷支持中國變法，反而遭到了以慈禧太后爲首的守舊派的猜疑，特別是維新派對於伊藤博文的熱烈希望和光緒皇帝接見伊藤博文，讓慈禧太后感到無法容忍，到了第二天，戊戌政變發生，慈禧太后再次臨朝“訓政”，光緒皇帝被囚，戊戌變法最終失敗。可以說，伊藤博文的中國之行，反而成了壓垮戊戌變法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當梁啓超逃入日本使館，日本公使林權助因無東京指令，不知所措的時候，正在現場的伊藤當即表態：“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樑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寶貴的人物。”
到了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來到了中國東北，被朝鮮義士安重根刺殺身亡，伊藤博文的中國緣也就畫上了句號。
歷史不能假設，但是，讓我們大膽妄爲的猜想一下，如果伊藤博文真的當上了中國的宰相，情況會如何呢?亞洲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會發生怎麼樣的變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