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說到貞觀年間的成就：貞觀四年(630年)，天下大豐收，流散四方的民衆者都回歸故里，一斗米不過價值三四個銅錢。一年全國判死刑的一共才29人。《資治通鑑》又記貞觀七年(633年)，天下死囚共390人，放他們回家，在無人督帥的情況下，全部按期自到長安有關司法部門報到，無一人亡匿。皇帝全部赦免他們的死罪，等等。這是《資治通鑑》關於貞觀之治盛況的描述。類似的表揚歌頌，都很有時代的特色，不可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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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糧食價格大跌來彰顯的，主要不是大豐收，而是社會的富足安寧，這是傳統的觀念，也是史家常用筆法。出門帶糧食帶乾糧是過去幾千年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而一年的糧食富足就能達到在商品經濟並不特別發達的年代裏出門完全不用考慮帶乾糧的事，到哪都能買到吃食，就未必可信。同時，與糧價低廉並存的“穀賤傷農”的社會問題，則被糧食豐盈的太平景象給掩蓋了。這個掩蓋，是有意的。
囚犯如期返回，甘領刑罰。這一段也不盡可信。在漢唐時期，有人犯法，不僅家人要受牽連，連里正、坊正、村正這些基層幹部都要受牽連;罪人逃亡是罪上加罪;收留或藏匿逃亡者的也要治罪。所以，這個朝廷與囚犯互信的動人故事，是有它特定的法律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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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貞觀十三年(639年)，魏徵有一篇系統批評貞觀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後人題爲《十漸不克終疏》，其中說道：“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還揭露唐太宗說過“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在用人方面，“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
魏徵所說是貞觀中期的情況，魏徵之後，這樣正直的聲音就少多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評時政：“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等等。這些批評的存在，是我們全面瞭解貞觀時代的重要參考。
在古代社會，製造虛假繁榮也是常見的現象，是帝王的需要，也算是臣下的責任和義務。王莽和武則天登基，按舊觀念都有“篡位”之嫌，卻恰恰是全國各地到處都呈報“祥瑞”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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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以上歷史記載，貞觀之治的景象雖然也有浮誇溢美之辭，與前秦苻堅或武則天的武周時期相比，程度上還是有所區別。而貞觀之治名留青史，其實不在於那些溢美不實之辭，而在於它留下了貞觀君臣討論政治的大量記錄;更涌現出魏徵等人的批評，也留下了不同的歷史記載。
消除貞觀的泡沫，還原一個真實的貞觀，我們還是可以從貞觀時期君臣的言行中吸取很多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