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巔峯時期，商品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萬曆初年，由於張居正秉政，施行“一條鞭法”，規定地租賦役除繳納穀物和錢鈔外，還可以銀繳納。即所謂“計畝徵銀，折辦於官”。從此在賦稅上由繳納實物逐漸轉變爲繳納貨幣。這是中國賦役制度上的一大進步，金銀也逐漸成爲貴重的貨幣。伴隨着海外西班牙等殖民國家的白銀大量流入明朝，爲明朝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奠定了貨幣基礎。
明朝資本主義萌芽雛形的出現
明朝嘉靖年間，是中國封建社會母體孕育並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以蘇州、杭州盛產絲綢的地方而論，明代張瀚曾在《鬆窗夢語》中，談到他祖父經營絲綢業發家的情況：
“毅庵祖以酤酒爲業，成化末年值水災，所釀酒盡敗，因罷酤酒業，購機一張，織諸色寧帛，備極精工，每下一機，人爭鬻之。計獲利當五之一。積兩旬復增一機，後增至二十餘，商賈所貨者，常滿戶外，尚不能應。自是家業大饒，後四祖繼業，各富至數萬金”。
從成化年間起，太湖地區的地主商人聞風競起，由蘇州到杭州的運河兩岸，出現了許多新興的作坊型小城市，而其中以靠近吳江盛產絲綢的盛澤鎮最爲出名。明末小說家馮夢龍在《醒世恆言》中描繪盛澤鎮工商業繁榮的情況說：
“絡緯機櫨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絲綢牙行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布，俱到此市上販賣。”
通過以上兩則實例，真實反映了明朝中期絲綢業興盛的景象。當時的紡織業已由簡單的家庭手工業逐漸轉換成獨立的手工業作坊，甚至發展出了部分手工業小工場。手工業作坊的組織結構中有作坊主，即由地主兼營工商業的資本家，也有脫離農業生產的機工。他們的關係是所謂“機戶出資，機工出力”，即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雛形。
產業發展，最終確立明末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
由於工商業利潤高，江南比較開明的地主便把生產糧食的土地，改爲種植可以出售的商品作物。山西晉南運城臨汾等地的地主侯常等八大家，把經營土地的所有資金投入到商業中，在大運河沿岸開設了綢緞、陶瓷等商鋪。
當時各大小城市的工商業，都比嘉靖以前繁榮。再從江南的情況來談，先前種植水稻的土地，不少被改爲桑田。由於紡織出來的絲綢需要染色，河南一帶不適合種植桑樹的地區開始種植藍靛，安徽南部則種植紅色染料茜草。這樣一來，因紡織業的需要，又出現並催生髮展了相關的染布業。
總的來說，明代蘇鬆一帶的紡織業發展是逐步擴大的。當時，大量的絲綢和布帛通過徽州、蘇州和山陝商人行銷到海內外。他們相互結成富有地域特色的商幫，行商的範圍，東北遠及瀋陽和遼陽，西北到達甘肅，東南則以太湖蘇鬆爲根據地，從而南走湖廣，穿過嶺南，漂洋過海，行銷海外。而這一切的商業活動的開展，都是建立在江南的紡織業基礎之上的。爲此各地的商人都在蘇州建立了會館，如廣東的嶺南會館、陝西的全秦會館、山西的全晉會館等。另外，也正是由於商業活動的逐漸發達，商人們隨身攜帶的大量資金進行遠行，旅途極不安全，於是出現了現代金融行業的雛形，“票號”及相關異地匯款制度，最終確立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
明末資本主義萌芽受到的限制及打壓
明末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有它的特點，也有它的缺陷。
它的特點是自發性的，較少受到封建生產關係的約束和政府過度的限制。本來，封建社會內的商業，早有積蓄資金的習慣，但它往往尚未發展起來，就經常被舊的封建生產關係所扼殺。但到了明末，由於商業資本逐漸向工業資本轉化，形成了資本主義萌芽新的經營方式，出現了商人兼小作坊業主與脫產的手工業工人之間的僱傭關係，從而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
這點微弱的萌芽，真實反映了明末商品經濟發展的時代特色，但其缺陷也不容忽視，由於手工業作坊雖然能夠積累原始的資本，從事諸如“綢行”一類的經營活動。但由於資金畢竟有限，也過於分散，因而未能建成較大規模的工廠，充分發揮資本集中生產的作用。而明末的資本主義萌芽，之所以不能快速的發展起來，除了其自身的缺陷以外，還有着其內在的限制，也有着外在的戰爭及社會變化共同影響。
內在的封建體制剝削及階級認識限制：
萬曆年間，由於江南與山陝部分地區商業活動較爲發達，明朝統治者對這些地區派出宦官任意增設相關商業稅種。同時，對南北貨物轉運的水陸交通要道，設置大量徵稅關卡，以上種種剝削方式，嚴重影響了資本發展的經濟活性。其中最爲重要的由江南通往京師的運河兩岸，如德州、濟寧等地的絲綢商鋪，大多因此逐漸關閉，這也就嚴重影響了江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與壯大。
再者，由於新興的工商業代表們，大多是由原先的地主階級轉變而來，在本質上依舊是封建地主階級，而這一類地主階級又分爲保守與開明之分。保守的地主如北方掌握着大量皇莊及私田的宦官魏忠賢和大官僚馮全等，他們代表着頑固保守的封建地主，其投入到商業經營活動所帶來的利潤，除被用於享受以外，大多被以“窖金”的形式被隱藏起來，留作子孫後代之用，根本無法形成資本的再投入價值。
而開明的南方的地主，以松江官僚大地主徐玠、高棋、董如昌爲例，則是田連萬頃，廣廈千間，機坊林立，童僕千人，但他們也僅僅滿足於從紡織業賺取的利潤來購買田產，並未增加更多資本投入到工商業再生產環節，更談不上從事更大規模的經營活動，極大的限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外在的戰爭及社會變化打壓影響：
明朝末年清軍入關之後，動盪的局勢及對工商業的輕視，更是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開始出現遲緩到幾乎停滯的狀況，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1645年清軍大舉南下後，爲在江南地區確立統治地位，進行了一系列的破壞活動，使江南地區的紡織業受到了極大的破壞，江西的景德鎮陶瓷也受到交通的影響無法運送到蘇鬆地區，導致這個時期的江南物資匱乏，物價高漲，社會極爲動盪，這就使得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被迫停頓了下來;
其次，清朝入關之後重官輕商的思維十分嚴重，認爲商人是下民，難與士大夫相提並論，當時除了揚州的大鹽商可以捐官，其他商人是不被允許進入仕途的。這與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過程中，大量新興資本家成爲新貴族，進而開始影響國家經濟發展方向形成了極大的反差;
第三，經過明末清初的奴僕暴動，清代不少地主在官僚大地主張英等人的影響下，都將做官剝削得來的錢財，大量購置田產，因而造成社會資金被大量田產所套牢，未能投入到工商業的經營過程中，更是無法產生資本積累，脆弱的資本主義萌芽也隨之被逐漸掐滅。
結語
總的來說，明朝中後期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海內外商貿市場的擴大，已然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的雛形，但受制於內在的封建體制及階級認識限制，還未進入真正的高速發展的階段，即迎來了滿清的入侵，進而在滿清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極端壓制政策的影響下，最終掐滅了明末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使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原有的領先世界，開放吸收，開始封閉自守，逐步落後於西方，最終被西方所趕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