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寫道：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即漢桓帝與漢靈帝，這兩位皇帝是被後世公認的昏君，而關於他們的昏庸。其中的一個重大的舉證，就是這兩位皇帝竟開賣官鬻爵的先河。這在今人看來，這兩位皇帝一定是昏聵到了極點。
然而，據史載，這兩位皇帝雖稱不上賢明，但卻也並非昏聵之極。東漢王朝自“明章之治”後，其皇帝多爲短命夭折之君。朝政長久以來或掌握在外戚的手中，或操控在宦官的手裏。而地方上，漢光武帝的政權就是依靠豪強地主的支持，才建立了東漢王朝，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力由始至終都很弱。
漢桓帝與漢靈帝，這兩位是東漢王朝後期，少有的成年之君，具備親政的能力，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從外戚或者宦官的手中，收了部分的權力。然而，東漢王朝早已經積重難返，其國勢也早已如同明末的崇禎，“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
桓、靈當政時，朝政長久以來的混亂也早已致國家財政的枯竭，而西北地區又屢屢發生羌族的起義。而漢朝的用人制度是“察舉制”，其結果也必然是徇私舞弊，舉人以親。其結果也必然是成就了袁紹那樣的家族，“四世三公、門多故吏”。時人譏之爲：“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
在隋文帝開創科舉制之前，朝廷是無法建立一套服務於皇權的“公務員體制”，而這些權力也就只能分散到外戚、宦官、士族的手中。桓、靈時期，財政枯竭，又無法從地方收上稅來，與其官位平白地落入到外戚、宦官、士族的手中，還不如賣官鬻爵來得實惠。這纔是桓、靈賣官鬻爵的出發點。
西晉時期，晉武帝司馬炎問劉毅(漢朱虛侯劉章之後)曰：“卿以朕方(比)漢何帝也?”劉毅對曰：“可方桓、靈。”司馬炎又道：我不會那麼差吧?劉毅說：“桓、靈兩帝，賣官鬻爵，錢入官庫;而陛下賣官，錢入私庫。以此觀之，還不如桓、靈兩帝呢!” 由此可見，相對來說，較爲賢明的晉武帝也曾賣官鬻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