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高位令出中樞對王安石自然有加成，不過這其實是果而不是因。在入中樞操大柄之前，王安石的一系列詩文言論就已經表現出堅強的自信、博大的胸懷、深遠的思考以及強烈的使命感。正是這些特質，才使得王安石在入中樞之前，就已經身負天下之望。用司馬光的話說，就是“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
王安石變法導致黨政，本身就是一個複雜問題，責任都不能全推到一個人身上。一個巴掌拍不響，沒有舊黨的掣肘，興許變法效果還好得多。但是舊黨憑什麼不鬥爭， 都是利益。除去變法的初衷，黨政爭明明是官員們藉機瓜分話語權瓜分利益。這種狀態，豈是一人所致，社會發展所致也。唐代牛李黨爭不正是前車嗎，那不僅僅是社會發展問題，也是傳統的政治治理模式出了問題，不適應時代發展了。
就算沒有王安石變法，安逸的士大夫們能夠抵擋得住先後崛起的女真和蒙古嗎?我個人傾向於是擋不住的。也許他們能夠通過快速投降、向新的王朝效忠來保全自己和家族，但民衆在得到順服的機會之前，會被鮮血洗刷很多遍。北宋改革失敗滅亡反而印證改革的必要。改革失敗必然有王政治能力不足的因素，但也有宋神宗個人性格的因素。變國不法古這基本是常理。也有改革方向錯的，但王的改革方向起碼是對的。
王安石變法，通過金融和徭役制度的改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但是最可惜的是並沒有能夠令生產技術實現質的飛躍，長期最大生產水平沒有得到提高，變法沒有成功的前提。范仲淹變法，依然被認爲是傳統變法，只是試圖調節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並不能觸及提高生產力問題的核心。
范仲淹變法，是試圖解決分蛋糕的人，王安石變法是試圖做大蛋糕並且解決一部分分蛋糕的人。每一個封建王朝通過近百年的恢復和生產之後，已經達到了最大的農業生產水平和最理想的人口數量，生產力的發展遇到了障礙。改革或者變法，都應該以解放生產力和調整生產關係爲主。
王安石變法的最大問題不是基本路線，而是步子邁的太大，已經超過了時代承受。當代改革的背景是飛速發展的生產力，改革的一些問題被消化了。北宋時代根本做不到，而且很多政策根本不適合全國。冗官冗費只是表象，這些浪費相對於土地兼併，士紳從稅收中截流，根本不值一提。光從這些方面入手無益於根本，慶曆新政主要就是幹這個，不到兩年就熄火了。王安石不得不將主攻方向放在開源上，其實王安石也沒少在節流上下功夫。
王安石的散文更注重實用性，不注重文學性，強調文以載道，所以王安石多議論文或者說是政論文，少有遊記之類的文章。所以讀王安石的文章不多，且覺得其文章較爲枯燥，不如蘇軾的優美。至於思想性，《傷仲永》、《遊褒禪山記》裏所蘊含的哲理，不比蘇軾任何一篇差，你可以懷疑他的文章沒有文學性，不優美，但他的思想性在八家之中應該只有韓柳與之相比。沒有必要過度貶低文學和文學家，像王安石這樣的政治家，挺起了國家民族的脊樑，像蘇軾這樣的文學家也構築了國家文明的軟實力。兩者都重要，只不過王安石身兼二者，就更令人崇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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