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古代屠戶身份低，可已是秀才的范進怎麼照樣被屠戶岳父欺負?其實，結合《儒林外史》的創作背景，這一幕很好理解。
首先，看似地位低的胡屠戶放在明清年間的社會裏，是響噹噹的“有錢人”。明清年間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大發展的時代，特別是“吃肉”這事。且不說達官貴人，趕上風調雨順的年景，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長工們也能做到“夏秋一日葷，兩日素……春冬一日葷，三日素”。
至於日常的肉食消費，更是越發火熱，明朝學者謝肇淛曾出席一位監司官的飲宴，三桌宴席竟用了72只雞和150斤肉。《儒林外史》裏，范進中舉後，跑來攀交情的張鄉紳，“一年就是無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這奢靡風氣，當時也流行到民間。供應肉食的屠戶們自然成了剛需職業，收入也跟着水漲船高。就以胡屠戶罵范進的原話：“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到一錢銀子(10錢銀子=1兩銀子)。”這樣算下來，胡屠戶一年收入大概是36兩銀子。明代正七品縣官，年收入也就45兩白銀。胡屠戶的收入，真心不少。
而且就這高收入，胡屠戶很可能是“打了埋伏”。萬曆年間的內閣大學士申時行曾估算，在北京這類大城市裏，從事屠戶等行業的人，家產往往是“千萬之資”。放在《儒林外史》的世界裏，胡屠戶未必趕得上“北京屠戶”，但看看張鄉紳之流的消費水平，就知胡屠戶的腰包顯然比普通百姓鼓得多。
對此，胡屠戶十分自豪，當然敢跟女婿范進說：“我這行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們面前裝大?”
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中舉之前，范進的這個秀才身份雖是朝廷功名，實際上嚴重貶值。
明初，秀才身份還十分顯貴，享有“免賦稅勞役”等特權。發展到明朝中後期時，這優越地位已經一落千丈。一方面是社會經濟變化快，秀才們的“補貼”早已不夠用。外加朝廷日益腐敗，秀才要讀書求學，就得花錢打通關節，成本直線上升。明末的大多數州縣，“窮秀才”往往佔到當地秀才數量的一半以上，以致“貧不能葬，身無完衣”。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讀書人只靠“讀書”過日子，還一個勁往科場上奔，結局就是窮得叮噹響，以至於范進的老婆都“不知豬油可曾吃過幾回”。對這樣的女婿，胡屠戶當然有底氣開罵。
面對“秀才女婿”，胡屠戶可以罵得這般底氣十足，面對“舉人女婿”，就不同了。古代讀書人階層裏，要論涇渭分明最大的，那就是“秀才”與“舉人”。做秀才雖頂着功名，但溫飽都成問題，一旦中了舉，那就是一步登天。以明朝學者陳益祥的嘆息說，只要一個人中了舉，各色人等都來投奔。
看過如此“威風”，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麼面對中舉的范進，胡屠戶立刻變臉，花樣吹捧“賢婿才學又高”。范進“拜謝”了他，他就“再三不安”。一看張鄉紳來了，他“忙躲進女兒房裏”。就算屠戶再有錢，和舉人女婿，也不是一個等級啊。一部《儒林外史》，寫的不止是世態炎涼，更有忍俊不禁背後真實的社會生活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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