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9月5日，英國因走私鴉片的衝突正式向清朝宣戰，爆發鴉片戰爭。自鴉片戰爭失利以後，西方列強的勢力逐漸進逼，但當時清朝內部卻罕有人清醒認知這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開端，往往視爲邊境夷狄的小騷動而已，也不認爲《南京條約》、《虎門條約》有何嚴重損害權益之處，更不認爲中外體制和武備已有決定性的差異。當中英簽約之後，據說北京城內“議和之後，都門仍復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對依舊自視爲“天朝上國”的清朝來說，蔓延湘、黔、粵等地的瑤亂，以及新疆的張格爾之亂，纔是有可能損及腹心的大事，區區“英夷”豈能撼動巍峨的大清呢?
但仍有少數士人透過這場戰爭，發覺“夷情”的重要，如親歷鴉片戰爭的林則徐(1785-1850年)，便可說是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封疆大吏。他在廣州禁菸期間，爲了防範外國的抵抗，便注重蒐集翻譯西洋書籍報刊，就此編纂譯出《華事夷言》、《四州志》等。與林則徐同屬宣南詩社的魏源(1794-1857年)，也在《四州志》的基礎上搜集更多中外資料，擴編爲百卷本的《海國圖志》，並在序中宣稱此書是“以西洋人譚西洋也”，希冀可以達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效用。
此外，魏源還繼承道光初年流行西北輿地史學的風氣，欲做出以古鑑今的經世實學成就，因此將治學目光也投向西北和蒙古史地的研究。由於中國的傳統邊患多來自西域北荒，因此“剿夷”、“撫夷”的案例無可避免地要往該地的歷史去探尋。而在鑽研西北史地時，又碰上蒙元史事因《元史》舛誤太多而矇昧的困境。魏源在編寫《海國圖志》的過程中，就曾自稱“牽涉元史，輒苦迷津”，批評《元史》實在太過草率，記載西北地名也太簡略，導致“孰西孰北，尚未能辨也”，更不用說要“詰其部落之本末、山川之界畫”。幸好在編撰《海國圖志》時，魏源接觸到西洋材料，“得英夷所述五印度、俄羅斯元裔之始末，棖觸舊史，復廢日力於斯”，因而可以補充前人所未及之處，寫出《元史新編》。而太平天國的起事，也與元末民變有些相似，也使魏源打算藉由進呈此書警醒當局。可以說，無論是《海國圖志》也好，《元史新編》也罷，魏源爬梳古今中外，都是爲了由外返內、改革內政，以求復興大清這一逐漸衰敗的王朝。
還有一批士人，也察覺到清朝內部的腐敗，並和魏源一樣有着經世致用的治學熱誠，投入邊疆史地的考究，藉此提出防範外國活動的策略，只是比起魏源，他們較少參酌西洋成果，更堅守乾嘉考證之學的傳統作風。如和魏源頗有交情的張穆(1805-1849年)，他撰寫《蒙古遊牧記》時，僅參考徐繼畬(1795-1873年)記述世界各國風情的《瀛寰志略》，卻未採用魏源著作《海國圖志》或《聖武記》中的相關內容。張穆甚至還在向徐繼畬稱讚其書“考據之精，文辭之美，允爲海國破荒之作”時，又強調“春秋之例，最嚴內外之詞，執事以控馭華夷之臣而談海外異聞，不妨以彼國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論。進退揚抑之際，尤宜慎權語助，以示區別”，顯示他對外國材料不願抱持肯定的態度，這也使得《蒙古遊牧記》內關於俄羅斯的部分錯誤頗多，夷夏之別的傳統觀念在此限制了張穆進一步的成就。
比起張穆更有突破的是曾與之比鄰而居的何秋濤(1824-1862年)。何秋濤頗留心中外交流史事，他注意到宮廷內藏有一批歷年俄羅斯使臣攜來、卻被大臣批評“恐其書不倫，徒傷國體”的圖書，很希望可拿來增補他正在撰寫的大作《北徼彙編》，但無奈“石渠天祿之藏，非外臣所得窺見”，終其一生都無緣得見。何秋濤只能就《海國圖志》、《瀛寰志略》、還有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年)的《地理全志》等書，來獲取外國的研究成果。在《北徼彙編》內，何秋濤格外仔細地論述清朝與俄國的關係變遷，以及強調北方邊防的重要，將俄國視作不可忽視的隱患。因此於咸豐十年(1860年)，俄國趁英法聯軍之役逼籤《璦琿條約》以及要求劃界烏蘇里江以東之地時，咸豐帝(1850-1861年)提拔知曉邊事的何秋濤爲員外郎，併爲《北徼彙編》賜名爲《朔方備乘》。可惜這部書稿還來不及刊刻，就隨着英法聯軍焚燬圓明園的大火一同遭毀，直到1881年才印行，而那時，俄國也早已搶佔中國東北與西北的大片土地。
不管是林則徐、魏源、張穆，還是何秋濤，都曾警覺外國勢力的進逼，因此將眼光投向中原以外，苦心孤詣的稽考邊疆史事或西洋風土，只爲替當朝者提供一帖治國良方。儘管他們骨子內仍不脫“華夷有別”的舊有思想，以經世致用的實學理路來治學、以舊眼光看待新世界，並未真正完全藉新角度、新材料突破窠臼，可說是傳統士人面對新局勢下、試圖以傳統學問解決國政的最後一次努力。但考慮到渠等爲國爲民的心血，以及承先啓後的作用，他們身上所揹負的時代侷限性，也就不那麼需要苛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