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會等級森嚴，出行工具是最能體現等級的標誌，高頭大馬和八擡大轎就是這方面的極致。
劉邦建立政權後，因找不到相同顏色的四匹馬爲他拉車，只好改坐雜色的馬拉的車，而宰相據說坐的是牛車。除了坐車，那時候人們也騎馬出行，但劉邦規定，禁止商人騎馬。這個命令也叫做“賤商令”。禁止商人騎馬，說明非商人階層是可以騎馬的。但除了官員之外，一般老百姓，如果不是在牧區生活，平日要騎馬代步，恐怕還是有些困難的。
歷史上確實有不少朝代要求當官的以馬代步，上朝、出行除了坐轎就是騎馬，騎馬就是官員的特權。唐朝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暗殺，他的馬跑回家，家人才知道武元衡遇害，說明唐朝的高級官員騎馬。宋朝宰相王旦，據說連爲他牽馬執繮多年的役卒都不認識，只是在這位役卒因退休前來辭別的轉身瞬間，他才從背部看到熟悉的影子，猛然想起這是一個爲他服務多年的勤雜人員。這說明，宋朝的宰相也是要騎馬的，並且還有專門人員爲他執鞭隨鐙。
到了明朝，轎子已經非常流行，官員們對於轎子的熱衷勝過了騎馬，但朱元璋嚴禁一般官員坐轎，不過這種禁令到明朝後期就成爲了具文。人們如此熱衷轎子，是因爲轎子比馬匹更能體現等級的榮光。騎再好的馬也不過一匹，但是坐轎子，就可以有一羣人供你驅使，而這羣人的數量與你的官品和身份成正比。官員坐轎出巡，排軍鳴鑼喝道，僕從前呼後擁，平民百姓走匿迴避，迴避不及的要趴在路邊磕頭，不迴避也不下跪的會被抓去治罪。在當時，這是官員最完滿的自我實現方式。
在明朝，中央大員外出視察，無不向地方強行“索轎”，地方官員當然不敢怠慢，只好給老百姓強派擡轎的差役。給上級來人備轎子、擡轎子，成爲官場潛規則。流風所及，有些官員告老還鄉，也要求甚至命令途經的地方給他大轎伺候，以突出衣錦榮歸的聲勢;一些家居的士大夫、紳士，也往往向當地的政府索要轎子辦理私事。地方上伺候大員的轎伕，有些是無償的差役，有些是花錢僱的，但是僱轎伕的錢仍然由當地百姓承擔。給上級官員擡轎子，已然成爲地方的沉重負擔。
官轎揮霍擾民，因此嘉靖時期一個叫做張永明的官員，就給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要求查處這樣的官員。他在奏疏中說，南京太僕寺卿王某升光祿寺卿(正三品)，赴任時，王某和家人坐八擡大轎3乘，四擡大轎4乘，總共用了340個扛夫和轎伕，一天花費差銀四十餘兩，從南京到北京三千里路，浪費差銀不下千兩，這派頭確實讓人瞠目結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