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劇裏常可見這樣的場景：沙塵揚起的路上，驛差策馬飛至，衝到一個攏繮立馬的同行近前，遞上公文袋高喝“八百里加急”，同行不敢半點懈怠，接過公文袋挎在身上，便揮鞭催馬疾去……這就是中國古代遠途傳遞公文的方式，據其內容緊要程度，分爲一晝夜行程三百里、六百里和八百里加急，途中可在驛站換人、換馬、食宿等。
唐代詩人岑參在《初過隴山》詩中寫道：“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詩中所言：驛差晨起催馬從陝西咸陽出發，晚上就到了千里之外的寧夏隴山(六盤山)。那麼歷史上真實的“八百里加急”究竟多快呢?
《大唐六典》記載：唐代驛路隔50裏設一站，快馬兩個小時抵達下一驛站，每站換騎馬匹，24小時可延續行進600裏。《唐會要》記載：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在范陽叛亂，遠在3000多裏之外臨潼的唐玄宗，5日後得到奏報，可證實“八百里加急”日夜兼程的速度是600裏左右。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全國有驛站1639個，驛卒2.7萬人，各驛站設有食宿、馬廄、驛車等生活、交通工具，從驛站過境的車、馬、人要出示官府的“郵符”，上奏朝廷的“八百里加急”須持有兵部特製的“火票”。
宋代《五經總要》曾提到唐代營州道上所設的驛站：“遼西營州(今朝陽市)至燕郡城(今義縣)，經汝羅守捉(今北鎮市)120裏，渡遼河至安東都護府(今遼陽市)500裏，設17驛，伺驛卒宿食更騎。”可見，當時從朝陽到遼陽600餘里路途，設有驛站17個，“八百里加急”即日可抵。
“八百里加急”不僅是朝廷向地方傳達旨意，官府上傳緊急奏本的綠色通道，也有着不可替代的軍事意義。
《資治通鑑·宋紀三》記載：430年，北魏元帥吐谷珪統領兩萬鐵騎，從幽州(今北京)起程討伐宋國領地濟南。當時，宋國從幽州到濟南設有僞裝成酒樓、客棧、茶館的30多個驛站，魏兵剛出城，宋國密探策快馬、走驛站，僅用兩天就報知了濟南郡守蕭承之。蕭承之馬上集結周圍兵力，撤離城內8萬餘百姓，設下埋伏“守株待兔”。魏兵進發4天抵達濟南，卻見四門大開，城內空無一人，吐谷珪正在大惑，城外喊殺突起，數萬宋軍把魏兵死死困在城中，不到3天，城內糧草斷盡，吐谷珪只得率衆受降。這是歷史上首個得勝於“八百里加急”傳遞情報戰例。
決定明清興亡的薩爾滸戰役，既是努爾哈赤與明朝的實力較量，更是一場傳遞情報的比拼。1619年，明將楊鎬率30萬人馬，兵伐後金首府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當時，明朝在河北、遼東、熱河等地有30多條驛路200多個驛站，日夜有驛卒策馬傳遞情報。努爾哈赤也密令安插在明朝的百餘名內線，窺探明軍人馬動向，每天有數十份情報送抵後金。潛伏在明朝兵部的間諜劉同顧，得到楊鎬戰略部署後，立即將其假匿兵部文書，利用明朝“八百里加急”傳遞，在明軍發起總攻前半天，把情報送達努爾哈赤手中，讓他及時掌握敵情，有了充分時間調兵遣將，並用5天時間殲滅明軍20餘萬，獲得薩爾滸戰役的全面勝利。
“八百里加急”不但傳送信函，也運遞物資，如軍需、貢奉、賞賜物品等，比如從廣東給遠在西安的楊貴妃送荔枝，從福建爲身居汴梁的宋仁宗送鮮魚等，迢迢數千裏保持果鮮魚活，足見當時運遞的疾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