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路事件起於張學良的魯莽。1929年7月，有鑑於紅白兩色帝國主義(俄日)在中國東北滲透日甚一日，形勢危殆，“少帥”衝冠一怒，決定收回中東鐵路，導致蘇俄出兵，東北軍一觸即潰，結果喪師失地。後經美國調停，訂城下之盟，恢復了蘇俄原有權益，蘇軍撤出東北，佔領的黑瞎子島卻不還了。也許，正因領教了“紅帝國主義”的厲害，當“白帝國主義”打來的時候，也就不抵抗了。這是後話。
事實簡單清楚，但對事實的理解卻大相徑庭。蔣介石、張學良認爲，凡侵人土地，奪人財產，無論紅白，都是帝國主義。老蔣在給中央軍校講演時說，中東路事件，是“他(俄國)自己違反了條約，他自己來壓迫我們，來侵略我們中國，反還講是我們中國人不對”。陳獨秀等中國的革命者則認爲，按照列寧定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蘇俄不是資本主義，也就不是帝國主義。豈止不是，而且還是“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
實際問題是，明明是中國受到了蘇聯的侵略，應該保衛的是中國，卻爲何要“武裝保衛蘇聯”?陳獨秀給出的辯解是：“在推翻帝國主義宰制以前，中國真能自己收回中東路是怎樣的一個幻想，而且這一幻想必然釀成中國民族實際的莫大災難。”這已經不是道義的，而是“實際利害”的;不是原則的，而是策略的。他已經發現，很難從道義和革命原則上爲蘇俄辯解。
陳獨秀後來因此被開除出黨，同志們則受到共產國際的表揚：“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中，在羣衆的前面，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號召並組織羣衆去進行英勇的鬥爭，去反對自己的政府……
此種道義與功利的分歧，不光中國有，蘇俄也有。早在1922年，斯大林指示蘇俄對華談判代表越飛：“在同中國談判時，從1919年到1920年的總宣言(即兩次對華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許的。”越飛收到這份電報後給俄共政治局的信中說：“我不明白，不能從我們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體指示的指示是什麼意思……當然，耍某種‘手腕’可以把這些宣言說成一紙空文，但我認爲，這將是我們對華政策的破滅，而最終則是我們全面滅亡的開始，因爲在對外政策上我們成了最一般的帝國主義者……”這不但是出爾反爾，蠻不講理，而且是對革命原則的背叛。
“保衛蘇聯”這一口號，出自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這一判斷。馬克思曾說，工人沒有祖國。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工人就有了祖國，這個祖國就是蘇維埃俄國。理論變成現實的過程，就是理論與現實衝突的過程，也是理論從價值理性淪爲現實工具的過程。
列寧去世後，列寧主義的目的與手段、理論與實際的辯證法分裂爲二：一邊是有原則無手腕的托洛茨基，一邊是有手腕無原則的斯大林。結果手段戰勝了目的，現實戰勝了理論。在對外關係方面，革命的道義原則與目的被拋棄，階級的和國際的退縮爲民族的和國家的。原本分別代表國際共運利益的共產國際與代表國家利益的外交人民委員部，都成了斯大林推行對外政策的工具，前者要輸出革命，後者要維持外交關係，但最終都要服從其國家利益。結果是蘇俄的利益就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
當斯大林在其指示中違反對華宣言、赤裸裸地追求現實目標時，託派分子越飛斥責其“成了最一般的帝國主義者”。他的看法倒與張學良和蔣介石一樣。當別人以革命的名義爲斯大林辯護的時候，中國的託派分子陳獨秀卻知道很難從道義上爲其辯解。
如今，蘇聯就如同越飛的預言一樣已經滅亡。只有那個分成兩半的熊瞎子島像一個遺蹟，提醒着人們曾發生過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