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民國史，會給人以“兩多”的印象：戰爭多和慘案多。而慘案最爲人們所熟悉，經常提到的，便是北洋政府時期的三.一八慘案和國民政府時期的李聞慘案。這兩個慘案，衍生出了兩篇名文：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與聞一多的《最後的演講》，都是中學語文課本里重要的學習內容。從那時候就打上的烙印，恐怕終生也難以抹去。
不過，筆者想把一直關注於遇害者的眼光暫時收回，投向施暴者，那兩個被人唾棄的施暴者——段祺瑞和蔣介石。兩起慘案發生相差20年，都是悲劇，是中國國運的悲劇，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悲劇，但，又何嘗不是段祺瑞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的悲劇？這兩個當時中國合法的政府，因爲這兩個慘案，失去了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徹底的被歷史所拋棄。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倒臺，李聞慘案發生三年後，蔣介石政府退出大陸。若說在這兩起慘案發生之前，人們對於這兩個政府還有幻想，那麼之後，便是“失盡民心”了。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典守者難辭其咎。兩起慘案的始作俑者，自然是段、蔣二人，而人們在重溫那段歷史的時候，卻發現這兩位在慘案發生後都表現的極爲無辜。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頓足長嘆：“一世清名，毀於一旦！” 隨即趕到現場，向死者長跪不起並即刻命令嚴懲兇手。之後，他又宣佈自己決定終身食素，以示對這場殺戮的懺悔。慘案發生後十年中，段都不吃葷腥，至死不改。36年其身體虛弱，病痛不斷，醫生建議開葷以增強體質，他則以“人可死，葷絕不能開”回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而蔣介石在李聞慘案發生後，暴跳如雷，下令緝拿兇手，調查真相。沈醉所著《軍統內幕》記載：“蔣介石從廬山打長途電話到南京責問毛人鳳的時候，毛人風也回答不出是什麼人乾的，只能說是他沒有叫人幹這件事。”唐縱日記中也說：“五時半赴主席官邸，報告此行經過，主席憤怒猶未已，大罵霍揆彰是瘋子。”
據後來的考證，對於兩起慘案，段蔣二人都確實有點冤。三一八慘案究竟是誰下令開的搶，雖大多指認是段祺瑞，但無實際證據。反而還有其他說法，按傅斯年的說法是鹿鍾麟，有人指出是總理賈德耀，還有人說是當場指揮官傳令失誤。而李聞慘案則已有了定論，乃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爲了向蔣介石邀功，希望讓他兼雲南省政府主席而擅自派手下特務行兇。
段祺瑞在長跪不起後，嚴懲了兇手，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作爲執政的段頒佈了“撫卹令”。蔣介石在暴跳如雷後，撤了霍揆彰的職，下令槍斃直接行兇者——在雲南警備司令部特務營當連長的湯時亮和當排長的李文山（後證實是找了兩個替死鬼，湯李二人都逃脫了懲罰）。但是，輿論並沒有因爲他們的態度而對他們稍有寬恕。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啓超、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著名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爲此終止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紀念劉和珍君》在內的七篇檄文。著名報刊《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週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地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真相。《“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記載，僅僅從３月19日以後的十二天裏，《京報》就發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關“三.一八”的消息、評論、通電、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達十八篇。《京報.副刊》也發表了魯迅等撰寫的有關文章一百零三篇。中國的知識界和媒體幾乎異口同聲的要“喚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討賊”。
李聞慘案後，更是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就如魯迅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後認爲“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這時的知識分子們也普遍認爲這是國民黨統治到了最黑暗的時候，更多的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權喪失了最後的一點信心。《大公報》用“聞一多之死，各方震動”來總結知識界對於這一暴行的震驚和憤怒。主持西南聯大工作的梅貽琦在日記中寫道：“……一多近年來之行動最有招致之可能，一旦果竟實現，而查其當日之情形，以多人圍擊，必欲置之於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陰謀，殊使人痛惜而更爲來日懼爾。”朱自清在給聞一多家屬的信中表示：“這種卑鄙兇狠的手段，這世界還成什麼世界！”，楊振聲也在《大公報》上表示“我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並相信其他友人亦系如此。”，胡適、薩本棟、李濟、樑思成、傅斯年在唁電中表示“無任痛悼”，沈從文發表《憶北平》，表示“實在象徵國家明日更大得不幸！”。7月18日，《時事新報》、《世界日報》、《新民報》、《新華日報》、《民主報》、《國民公報》、《西南日報》、《大公報》同日刊載聞一多之子聞立鵬、聞立雕的《是誰殺死了我的爸爸？》。舉國上下，“輿論界以及社會無不同情聞一多氏之不幸遇害。”連美國哈佛、哥倫比亞、紐約等大學的53名教授也聯名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指出“美國學術界莫不爲之震撼”，要求“在中國尚未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之前，美國必須停止其一切軍事及財政援助。”８月間，民盟中央委派梁漱溟、周新民單獨去昆明調查。９月底，民盟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李聞案調查報告》，以大量事實，揭露這一法西斯暴行。
在慘案發生之前，段祺瑞在國民心目中印象頗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的“六不總理”名聞於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張勳復辟的“三造共和”之功。在1924的3月紀念北大25週年的民意測驗中，大學生們選出的“國內大人物”中，段祺瑞排名竟在胡適、梁啓超等人之前。得票情況依次是：孫中山（473票）、陳獨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適（45票）、梁啓超（29票）、吳佩孚（27票）、李大釗（25票）、章太炎（10票）。大學生對於其評價之高，可見其人望。
而蔣介石在當時，更是獲得了從他執政以來最爲崇高的地位。隨着日本戰敗投降，中國與蘇、美、英並肩成爲“四大強國”。其當仁不讓的與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等人並立於世。
43年１月11日，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在華盛頓簽字，中英同名條約同日在重慶簽字，完成了美英放棄在華特權的法律手續。國內民衆歡欣鼓舞，稱爲一舉解決了國人力圖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百年之痛。國內對於蔣介石本人的歌頌與崇拜，可說無以復加。兩起慘案發生之時，是段政府和蔣政府都處於“非常時期”。其時，段政府既有頒佈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馮兩派的掣肘的內憂，又有大沽口炮擊事件的外患。蔣政府也處於內戰開始前的緊張狀態以及美國支持與否的關鍵時期。按正常的邏輯分析，都是政治老手的段與蔣只要不是“腦髓裏有貴恙”，決不會做出這樣的暴行來給自己增添麻煩。
可慘案偏偏發生了。段與蔣都不無冤屈的承擔了一切後果。
說冤屈，是因爲兩起慘案二人的直接參與證據不足，他們可說是“被迫”代人受過。但二人也可說一點都不冤屈，所謂“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二人的一貫所作所爲，是慘案發生的直接動因，若他們真是如所標榜的一般，傾向共和，愛護民主，尊重生命。慘案又哪裏會發生？段祺瑞在“五四”運動發生時，就要求對請願學生採取嚴厲措施，連做過前清翰林的總統徐世昌都很不以爲然。
在此之前的殺害革命元勳張振武，廢除《臨時約法》等作爲，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裏。雖有“三造共和”之功，卻無做成共和之意，就其根源，無非以共和來滿足自己的權力慾而已。
至於蔣介石，初出茅廬便跟隨陳其美暗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四.一二”時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喊聲血腥氣十足，至於暗殺報業大王史量才、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等暴行更是鐵證如山。
在李聞慘案之後，退出大陸之前，對於民主人士的暗殺更是肆無忌憚。難怪軍統頭目沈醉日後回憶李聞慘案兇手霍揆彰後來結局時說：“那時我在常德任稽查處長，與他熟識。1947年他被免職後居住在長沙小吳門外新建的別墅‘嵩莊’當寓公時，我去看過他。他對我談到此事時，只認爲時機還不到，幹得太早一點，所以才惹出這場麻煩。他無限感慨地說：‘如果等到今天來幹，那就不是過錯而是有功了。’”
無論是段祺瑞的長跪不起還是蔣介石的暴跳如雷，表現的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懺悔，而是中國傳統式的後悔——後悔得不是不該對手無寸鐵的民衆開槍，而是槍開的不是時候。他們並不認可這麼一個鐵律：一個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爲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雖然他們事後爲違背這條鐵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