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紙幣的誕生應該在公元十世紀的末期，也就是宋太宗淳化到至道年間。開始的名字稱之爲“交子”，後來有其他稱呼，譬如“關子”、“會子”、“錢引”、“寶鈔”、“交鈔”等等的各種名稱。在“交子”誕生之前，就已經有了茶鹽等交引鈔劵，在公家和私人之間進行流通。而茶鹽等交引鈔劵，則是由唐朝時期的“飛錢”，也就是當時的匯票，發展而來的。
宋朝交子拓片，現存於遼寧省博物館
宋朝初年，宋太祖趙匡胤執政時，爲了便於商貿往來，將唐朝的“飛錢”這套做法直接拿來使用，允許民衆將錢儲放於京師，然後在各個地方換取。開寶三年，朝廷設置“便錢務”，也就是專門的匯兌機構。商人將錢交到這些機構，及時出具存款憑據，凡商人拿着票劵到地方州府進行兌付，必須當日進行給付，不得拖延，如果違反規定要處以科罰。宋太宗雍熙二年，朝廷命令邊疆的商人將銀錢交給位於當地駐守的軍方，政府隨後在從京師給這些商人茶鹽交引劵，讓商人到茶鹽場所在地進行領取，這是從“飛錢”制引申出來的。
後來四川經濟發展迅速，當地一直用鐵錢，不用銅錢，從而導致貨幣數量不足，而且鐵錢體積大，價值小，還重量大，一緡重達二十五斤。交易使用和異地轉運非常困難，所以當地多家富商，“連保作交子”，每年交給地方政府一定的特別費用，作爲換取“交子”使用的條件。“交子”正式出現!當時“交子”的印刷非常嚴格，“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祕題號，朱墨間錯，以爲私記。”其時交子的出現，相當方便了商人的交易，極大促進經濟發展，但是，隨着後期富商們經營不善，資金被挪用，不能兌現，再加上出現大量僞鈔，交子鋪不能如數兌現，寇準奏請朝廷進行封閉。
但是這簡單粗暴的封閉，並沒有解決鐵錢攜取不便的問題，況且市場早就習慣使用紙幣，一旦禁止，商業貿易立即出現凋敝，朝廷看到後，聽從張若谷、薛田之的建議，在四川，特設國營的交子務，開始由國家發行。收歸國有後，朝廷對“交子”有了嚴格限制。譬如，發行額度作了規定。同時要求有一定的發行準備金，大凡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在流通上設置時間限制，以三年爲一界，界滿，要求持舊換新。而且在持舊換新時，每一貫都要繳納紙墨費用三十文。並且使用地區只限於川蜀之地。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雖然國家如此規定，但是，實際運行過程中，卻遠超要求。從天聖元年，到皇祐三年，一共才二十九年，“交子”的發行就已經達到了十三界。按照國家規定，三年一界的限制來計算，實際超過了三界。而且秦州兩次借去“交子”六十萬貫，根本沒有準備金作基礎，只是胡亂印刷，不僅流通領域已經超過四川地區，而且準備金也不再儲備。到了元符年間，新鈔收換舊鈔，比價爲一比五，即官價下跌爲原價的五分之一，民間下跌更加嚴重。“交子”的信用徹底被破壞。
元朝建立後，由於蒙古族長期實行奴隸制，遊牧爲主的生產方式完全不懂發展農業對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甚至提出了“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的荒唐主張。經濟凋敝，商業衰落，雖然戰爭結束後，社會趨於穩定，經濟有所緩慢發展，但是經濟上的失衡始終貫穿與元朝始終。
元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元朝政府開始確立鈔法。不過在之前，就已經有了絲鈔和銀鈔兩種。當時發行紙幣還是比較謹慎的，政府對於準備金的儲備也很重視，而且貯存的數量較爲充足，並且規定“隨路椿積元本金銀，分文不動”。但是從忽必烈至元十三年以後，儲備於各地的金銀，開始逐漸被移作他用。忽必烈近臣阿合馬爲了討好皇帝，“將隨路平準庫金銀”統統運抵元大都，作爲邀功的資本。本來紙幣的準備金，對於金融的穩定以及貨幣的誠信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旦破壞，必定後患無窮。大元偏偏在這上面出了問題。
至元三十一年的正月，忽必烈駕崩，四月忽必烈的孫子，成宗鐵穆耳即位，“詔諸路平準交鈔庫所儲銀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兩，除留十九萬二千四百五十兩爲鈔母，餘悉運至京師”。有了前面的口子，其後朝廷只要錢不夠用，就從準備金中提錢，大德二年，右丞相完澤報告，“歲入之數”“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大德三年，中書省報告，“歲入之數，不支半歲，自餘皆借其鈔本”。大德十一年中書省報告，“今國用甚多，帑藏已乏，用及鈔母非宜”。至大元年二月，“支鈔本七百一十餘萬錠，以周急用”......
這種不停的從準備金中挪用、轉移、使得國庫日漸虧空，幣值直落下滑，無論是新鈔還是舊幣都不管用，根本問題是“金銀有入而無出”。結果是“布帛翔涌，而號寒者溢甚。米粟漸平，而啼飢者愈多”。
元朝早期的財政收入還可以填補一半的支出，到了後期，支出竟然超過收入的四百倍!如同所有末代統治者一樣，元朝不反省自己施政錯誤導致的入不敷出，卻開始大量發行貨幣來填財政的窟窿，導致金融進一步混亂，通貨膨脹更趨嚴重。當時紙鈔的發行氾濫到了極致。原來只允許由政府印製，後來發展到私人都可以印刷。當時有個叫朱清和張喧的兩個人，至元二十三年，元世祖忽必烈以朱清和張喧二人創辦海運有功勞，欽賜印鈔，這兩人整整印了十七年!幣值越來越不值錢，物價卻越來越貴，當時京師的一斗粟竟然用一千貫鈔票都買不到。到了順帝年間，米價比中統年間上漲了六七萬倍，民間再也不用紙鈔，甚至直接回到實物交換的狀態。
現在經常會看到用“交子”的出現，來論述宋明時期中國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等等文章，但是翻看過往，將一個好端端的利國利民的貨幣革命，變成燙手山芋，最後臭遍大街，這其中的經驗教訓值得思索。尤其是其中的所謂“萌芽”的成與敗，難道真是由經濟來決定的嗎?反觀西方，紙幣出現雖然晚於中國，但是卻運行良好，金融發展超過中國，甚至直到現在我們還在努力追趕中，這其中的成與敗，得與失，到現在都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大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