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初大航海時代剛剛拉開帷幕，但歐洲海上列強着堅船利炮已打到中國門口了。此刻正是有名的荒唐君主明武宗四處遊玩的時代，明朝還是處在生命的中期，但已開始顯露出暮態。(圖爲檄海道副使汪鋐)
明朝第一次接觸西方船隻，是在正德九年(1504)最先抵達廣東屯門島的葡萄牙人的商船。當時的歐洲商船都備有大炮，亦商亦軍。葡人到中國南方沿海後，一方面力圖佔據廣東沿海屯門一帶爲據點，做爲推行商業貿易和殖民活動的根據地;另一方面，又派使節入北京，要示與明朝建立關係，從政治、經濟上打開中國的大門。
正德十二年，葡駐滿刺加總督派安特拉德與特使託梅·皮雷斯等人率船隊駛抵廣州，“放銃聲如雷”，震驚全廣州。因當時外國朝貢入明港口均無鳴炮行爲，且葡萄牙又不屬明朝規定的朝貢國家，地方官員拒絕葡人登岸。
葡人最終靠中國番譯火者亞三交結上了正德皇帝，得以滯留廣東沿海，實際上一開始葡人船隊用蕃貨賄賂了當地官員，又和當地富商貿易，雙方的關係還算可以;1518年載皮雷斯來華的船隊司令啡瑙·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接替了司令職位，西芒與中國官員來往時，粗暴無禮，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長那樣謙恭有禮;他的妄爲由於他在中國沿海的違法搶劫和海盜行爲而登峯造極。
西芒的斑斑劣跡不但惡化了葡萄牙與廣東官員的關係，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團使命的失敗。葡人由此顯示出海盜與殖民者的本色，蓋房建柵，配以火藥槍炮，儼然成一堡壘，又掠奪往來商船，甚至掠奪當地兒童販賣到海外爲奴。如《名山藏》記載葡人“盤留不去，劫奪行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嘉靖初年的給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也稱：“正德間，佛郎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男婦，設棚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莫當，虎狼之心叵測”。“烹食嬰兒”之說純屬荒誕不經謠言，“擄掠男婦”則確實有之。
因此明朝官員都要求驅逐葡人，但因爲火者亞三有正德皇帝寵幸，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爲後臺，所以正德年間葡人仍在屯門立足腳跟。但武宗死後，火者亞三被處死，比萊斯也被押到廣州關押。隨即明軍準備進攻屯門驅逐葡人。
關於屯門之戰，很多史料都提到明軍從出兵到勝利花了近一年時間，比如《東莞縣誌》：“是役也，於正德辛已(1521年)出師，嘉靖壬午(1522年)凱還”。此戰明軍指揮者爲廣東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他能調動的兵力爲廣東沿海衛所的部隊，總計有數萬人。
而葡萄牙人的兵力，《澳門史》和葡人回憶錄等資料曾記載：“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門·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隻到達聖約翰島”，而在這之前，西芒的哥哥在“1518年9月末，費爾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隊啓航，滿載榮譽和財貨進入馬⑥甲港”，所以我們知道了葡萄牙人在屯門的兵力最多不過700-800人。
中西第一次武裝衝突的過程有多種說法，綜合《廣東通志》、《東莞縣誌》、《明史》以及外國史料的論述，可以看到這場理應明朝大軍輕而易舉勝利的戰役並不順利。
《廣東通志》記載：“檄海道副使汪鋐帥兵往逐，其舶人輒鼓衆逆戰，數發銃擊敗官軍。尋有獻計者，請乘其驕，募善水人潛鑿其底，遂沉溺，有奮出者悉擒斬之，餘皆遁去，遺其銃械”。該文指明瞭在交戰初期汪鋐遇到了敗仗，還提出衝突後期派人潛水鑿沉敵船，然後力戰退敵。更重要的是記載了官軍獲得佛郎機銃的方式——即由敵方遺棄的。《東西洋考》因而將衝突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官軍力戰不能退敵，第二階段派人潛水鑿沉敵船，打敗了佛郎機。瑞典人龍思泰《早期澳門史》中說：“一隊中國士兵圍攻這座堡壘。如果不是一次對他極爲有利的風暴非常及時地颳起，西芒將會死於飢餓。他利用這個時機，帶着三艘船逃跑了(1521年)”。
概括中外多種說法，我們知道汪鋐率領明軍擊潰葡萄牙人，是經過多個回合反覆戰鬥得來的。一開始汪鋐並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憑藉手中武器據險而戰，使明軍在交戰初期戰敗。之後汪鋐在劣勢裝備條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戰優勢改速決戰爲持久戰，長期圍困將近一年以待敵疲。之後，明軍利用颱風或暴風雨的惡劣天氣，在火銃威力不易發揮之際，全線出擊打敗了對手。
毫無疑問這是一次代價大而收穫少的勝利，西門的四隻船有三隻逃出了包圍。明軍應該僅僅是佔領了空蕩蕩的屯門島而已。當時的人已經認爲：“不數年間，遂啓佛朗機之釁。副使汪鋐盡力剿捕，僅能勝之”。屯門之戰使明朝認識到蜈蚣船和佛郎機銃的威力，在引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時也爲後來的西草灣之戰取得勝利積累了戰爭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