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從天保元年(公元1830年)起，農業連年歉收，尤以1835、1836年爲嚴重。全國農產品收穫量不足常年的40%，東北、奧羽受害最大。而統治階級窮奢極欲，正象大鹽平八郎起義檄文說的，“達官要人之間，賄賂公行，甚至不顧道德仁義，以內室裙帶之緣，奔走鑽營，得癱重任。求一人一家之私肥，課領內百姓以重幣。多年來百姓於年貢諸役，本已極難應付，今再遭搜刮，民用日益枯竭………下民之怨，告訴無門，遂相率成亂。”
據黑正巖《農民起義年表》統計;天保14年時間，農民起義每年平均爲11.21次，其中1833年56次，1836年67次。規模大者有：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長州藩農民反對“國產會所”[注53]的暴動;天保4年(公元1833年)姬路藩7000農民反對米價高漲的暴動;天保5年(公元1834年)陸中、陸奧的八戶領6000農民要求減輕租稅反對重稅的鬥爭(強訴);天保7年(公元1836年)甲州郡內因歉收米價高漲，農民掀起暴動。暴動從7月開始，起義農民手持武器，搗毀糧店、典當、綢緞莊、布莊等500所，參加起義的農民達1.8萬至1.9萬人。
天保13年(公元1842年)近江起義規模最大，4萬農民反對清丈土地，手持竹槍、鐮刀進行戰鬥。幕府勘定(財務官)市野茂三郎最後被迫答應延期清丈。當統治者質問農民爲什麼暴動時，農民答道：“爲免遭非命……披星戴月，日夜勤耕，還不足以養父母妻子。幾年來，一再丈地，更陷於窮困，今又來清丈，若聽之任之，只有餓死一途。”可見農民對官府的掠奪，已到無法忍受的地步。
在城鎮，市民的鬥爭也高漲起來，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保8年(公元1837年)大阪大鹽平八郎領導的暴動。
公元1836年饑荒時，大阪因糧荒米價飛漲。幕府不僅不採取措施，反與奸商勾結，魚肉人民。原爲大板東町奉行所“與力”的大鹽平八郎(公元1793年—公元1837年)挺身發動了震撼全國的市民暴動。大鹽是當時著名的陽明學者，曾設“洗心洞”塾，以知行合一說授徒;天保元年(公元1830年)辭“與力”職，著述《古本大學刮目》及《洗心洞記》。
天保7年(1836)饑荒時，大鹽不忍睹人民痛苦，曾建議大阪東町奉行跡部良粥採取措施救濟貧民，道拒絕;又勸說富豪鴻池等，都無反應。憤慨之餘，決心發動起義。
公元1837年2月，爲救濟貧民，大鹽盡售藏書，賑濟大扳附近33個村1萬戶貧民，每戶1朱。同時要求農民看到天滿(大鹽住地)起火時，立即來援。在這之前，大鹽還曾在糧荒時給渡邊村部落民小頭目50兩救濟金，約他在天滿起火時，立即率村民來援。
大鹽於1836年底草擬一篇檄文，用木版印刷，準備起義時散發、檄文以“四海窮困，天祿將終，小人治國，災害並至”開始，揭發幕藩苛斂誅求，官吏腐敗，人民塗炭。特別在天災時，不推坐視不救，反而將糧食運往江戶，並操縱米價，大扳府尹濫捕購米升斗之民，縱容奸商貪官揮霍無度。“爲天下計，我輩甘冒滅族之禍，結集合志，誅殃民之官吏，戮驕奢之富商，發其窩藏之金銀糧米，散於無田少田之人。”並號召各地農民“火速來板，起用有才能者入伍，共懲無道，減輕租役，重建紀綱”。最後號召農民盡毀記錄貢役賬冊，以救窮困。檄文末尾是：“致攝(律)、河(內)、(和)泉、播(磨)各村莊屋、年寄、百姓及小前百姓”等下層村全及貧農們。封皮上寫“發至上天降生的各村小前百姓”。他們都是受壓迫最深的階層。大鹽要求攝津蔥生村和大扳渡邊村的部落民(賤民)參加起義，充分說明起義是一次下級武士領導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聯合的反封建鬥爭。
起義原定於天保8年(公元1837年)2月19日下午4時舉行;但大鹽弟子平山助次郎竟在17日夜半向東町奉行所告密，大鹽得知，決定立即起義。當時形勢顯然不利於發動，如：檄文尚未發出，近郊農民不能趕到，但大鹽只有這條路可走。
19日清晨，大鹽在院內樹立“救民”大旗，放火燒燬自宅，向近郊農民發出烽火信號，率隊衝向街頭。這時，起義隊伍約百餘人，大部分是洗心洞塾生和一部分農民。當隊伍到達大阪繁華區船場時，已增加到五、六百人。
起義者沿途放火，搗毀素爲人民痛恨的“與力”、“同心”的家宅和鉅商、糧商如鴻池、天王寺屋、平野屋、三井、巖城升屋等的店宅，錢穀散滿街道，任貧民取走。大火燒到餘二天夜晚，毀房3000多家，佔全市居民區面積的五分之一。午後，起義隊伍與東町奉行跡部良弼、西町奉行嚳利堅率領的鎮壓軍展開巷戰。這時，近郊農民既無法聯繫，起義隊伍孤軍作戰，到下午4點，終於失敗。志士們大部分被捕或自殺。40天后，潛伏在大阪商人家的大鹽父子也被發現。3月28日，在捕吏包圍中放火自殺。
暴動後，各地鬥爭蜂起，公元1837年4月.備後國(廣島縣)三原郡爆發了起義。起義者打着大鹽弟子的旗號，跟廣島藩軍激戰。同年6月，越後國(新瀉縣)柏崎又有自稱大鹽弟子的國學者生田萬，散發檄文，掀起暴動，攻打幕府代官的邸宅。7月，攝津能勢、川邊、豐島三郡2000農民發動起義。這些暴動都對準了幕府官吏和特權商人。只是由於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前朗無產者還不成熟，反封建的意識處於朦朧狀態，沒有明確的政治理想和行動綱領，因而起義僅一天內被鎮壓。但由於事件發生在全國商業中心大阪，下層人民的領導者又是負責維持幕藩體制的原任與力和陽明學者，暴動後各地還不斷起義響應，所以提高了運動的政治意義。它敲響了幕府統治的喪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