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溫暖的品質，就是認識到這個世界的不堪，仍然心懷光明的希望。
學者戴君仁說：
中國歷史上大學者，陽明先生之後，當推馬一浮。
讀懂馬一浮，
才能懂得在全民西化的年代，
一介書生堅守傳統文化所需要的信仰和勇氣。
1888年，6歲的馬一浮跟隨父母從成都返回浙江紹興。
回家後，父母爲了培養孩子，
就請了頗有名望的舉人鄭墨田做他的老師。
誰知道，鄭墨田只教了一年就不幹了。
家人以爲是馬一浮調皮搗蛋，不肯上進，
於是極力的挽留。
但是鄭墨田堅決辭職，並說出了原因：
這孩子我已經教不了了，我會的他都會了。
他的母親不相信，於是就想考一考兒子的才學，
隨手指着一朵菊花，讓他用“麻字韻”作詩。
他俯身採下一朵菊花，張口就來：
我愛陶元亮，東籬採菊花。
枝枝傲霜雪，瓣瓣生雲霞。
本是仙人種，移來高士家。
晨餐秋更潔，不必羨胡麻。
從此，神童之名傳遍紹興，
父母也不再爲他請老師，而是任由他自學。
1898年，馬一浮考中了秀才，位列第一名。
浙江的名流湯壽潛聽說後，十分欣賞他的才華，
並主動把女兒湯孝愍嫁給了他。
考得功名、迎娶白富美，
馬一浮在16歲那年，春風得意。
然而3年之後，他就重重的摔了下來。
先是父親重病去世，
接着妻子也香消玉殞，
馬一浮的人生一片灰暗。
雖然和妻子在一起的日子只有3年，
但是他的心早已經隨妻子而去，
他發誓：我要從一而終，從此以後不再娶別人。
直到85歲去世，他沒有再與任何女性有牽連，
陪伴在身邊的，只有書。
信守誓言、身體力行，真大丈夫也。
二
很多人以爲，馬一浮既然是儒學宗師，
那肯定是不知世界變化的老古板。
其實，他卻是最早出國留學的那批人，
不僅精通儒學，西方文化也瞭如指掌。
在經歷了戊戌變法的失敗、八國聯軍侵華的打擊後，
馬一浮深刻的意識到，中國正經歷着巨大的災難。
只有努力學習西方的科學和技術，
才能強國強種。
1902年，他和謝無量一起來到上海學習，
在這裏，廢寢忘食的學習了英文、拉丁文，
並且在第二年被錄取成爲翻譯，
跟隨中國代表團去美國參加第十二屆世博會。
到達美國後，除了幹好世博會的工作，
馬一浮一心想着學好西方的學問。
在短短的幾個月裏，
他就閱讀了亞里士多德、斯賓塞、黑格爾、達爾文等等歐洲大文豪的作品，
還翻譯了《日耳曼之社會主義》、
《法國革命史》、《歐洲文學四史》等著作。
有一天，他感冒了，還發着燒，
渾渾噩噩的走進了一家書店，
看到了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
拿起來一讀，頓時高興的連生病都忘記了，
趕緊把書買回家，潛心研讀。
他在日記中寫道：
“今天下午我得到《資本論》一冊，
此書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
勝服仙藥十劑，予病若失矣”。
馬一浮成爲第一個把《資本論》介紹到中國的人。
那時候的美國還不是今日的美帝，
它是自由、民主的象徵。
馬一浮來到美國，心情是雀躍的，
但不久後，他就發現：
本以爲是文明的國家，卻專制而野蠻。
他在日記中說：
“美國規定，華商參加世博會，必須每個人繳納500美金。
到了會場，就不能出去一步，
而且白種人的上等俱樂部一概不準進入”。
他說：這哪裏是參展，簡直是進牢籠。
在聖路易斯大學，
學校以“是否應該分割中國”當做演講的題目，
讓學生們爭論;
戲曲舞臺上，中國人也被描繪成無賴。
這一切，都讓馬一浮憤怒而又無奈。
在美國的經歷，在馬一浮的心裏留下深深的烙印。
這使得他明白，西方的文明終究是建立在“物”的基礎上，
而不關心人身心上的修養，
內聖外王的精神境界纔是中國人應該追求的。
三
李叔同說：“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
假定有一個人，生出來就讀書，
每天讀兩本，而且讀了就會背誦，
讀到馬先生的年齡，
所讀的書還不及馬先生多。”
1905年，在清政府廢除科舉全力改革之時，
有追求的進步青年無不向往着出國，
學習西方文化。
而早已出國留學過的馬一浮，
卻脫下西裝領帶，穿起了長衫，
在舉國囂然的聲音中，
獨自走向了西湖邊的文瀾閣，
這裏有清朝皇家所收藏的完整的《四庫全書》。
在看明白了所謂西方文明後，
他獨自走上了一條背對衆生的讀書路。
爲了研究中國的文化，他拋棄了一切。
每天早上開館，他就在來了;
到了晚上閉館了，他還捨不得走;
晚上回到家，他還要做讀書筆記。
他認爲吃飯也浪費時間了，
於是就想了個辦法。
他帶了個小爐子到文瀾閣，
底下點着油燈，爐子上架着小鍋，
他在煮豆腐。
等到讀完一卷書，這鍋豆腐也就熟了。
一小鍋豆腐，就當了午餐。
吃完豆腐，繼續讀書。
就在這間破敗的禪房裏，
他讀完了文瀾閣的三萬六千多冊《四庫全書》，
並讀了歷朝諸子文章七千多冊，
寫下了《諸子會歸總目並序列》。
在離羣索居的日子裏，馬一浮博覽羣書，
這使得他雖居陋室，卻名滿天下。
1924年9月，直係軍閥孫傳芳佔領浙江。
一天，孫傳芳專程到馬一浮家拜訪，
馬一浮知道來訪者是孫傳芳，立即表示不見。
家人考慮到孫傳芳當時的權勢，
便打圓場說：“是否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
馬一浮果斷的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
孫傳芳無奈，只好悻悻而返。
給孫傳芳吃閉門羹，可以理解，
但蔡元培、陳大奇、竺可楨先後給他發出Offer，
請他出山任教，
他還是一句話就把人家懟了回去：
只聞來學，未聞往教。
他心中想的，還是傳播中國的學問，
拒絕三位校長的邀請，
因爲自己與他們的理念不合。
四
“他是20世紀初，
中國涌現的衆多向西方求索真理的青年學子中，
早早迴歸傳統的一位”。
在那個年代，連魯迅都說：“線裝書都是有毒的。”
但在馬一浮的眼裏，
大家都在爭相學習西方，
但是絕大多數人又看不清西方科學和思想的缺陷，
並不能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在這個全盤西化的大時代面前，
只有他是一個另類，
他用自己的行動來提醒人們，也許還有另一種可能。
況且革命和學問，不能混爲一談。
文化不應依附於政治，
不管世間如何變化，
中華民族傳承的命脈是幾千年的文化傳統，
如果丟掉自己的文化，中國還能剩下什麼?
1938年，日本人來了、馬一浮逃了。
一個年過半百的老頭，
帶着15位弟子、親友長途跋涉，跑到了桐廬。
雖然在逃亡的路上，馬一浮仍不忘給下一代傳播文化的種子，
一路上沒有中斷過給弟子和親友講學。
天下雖干戈，吾心仍禮樂。
也許是逃亡的路太艱難，黑暗中看不到一點光亮。
馬一浮想起了曾經向他伸出橄欖枝的竺可楨，
他寫了一封求援信：
“自寇亂以來，家國民族生靈塗炭，
予年衰力竭，一路逃難，苦不堪言。”
竺可楨拿到信後，明白了他的意思，
主動向他發出邀請，
請他以“大師”名義來浙江大學講學。
真是世事難料，
隱居讀書近30年的馬一浮，
竟然是被日本人趕上了講壇。
在浙大的臨時校址——江西泰和的講臺上，
他從天地溯源將起，
頭腦清晰、眼露精光的爲同學們講中國的輝煌、文化的燦爛，
並希望同學們在這苦難的日子裏磨練自己，
不受環境的影響，完成人格的建立。
他說：“聖賢唯有指歸自己一路是真血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