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網友說：“個人認爲，最適合寫武俠小說的歷史時期，應該是各種矛盾激化最爲激烈的年代。皇帝、忠臣、奸臣、宦官、錦衣衛、東廠、西廠、倭寇、百姓、民間組織、幫派，每一個元素之間都存在矛盾，都可以當作寫作的材料。”
顯然，他說的這個時期就是明朝。
但令人大感意外的是，金庸的十五部武俠小說，明確以明代爲背景的，只有一部《碧血劍》，但那也是明王朝快滅亡的時候了。
金庸爲什麼不寫明朝前期、特別是朱元璋時代的江湖與武林?這或許跟金庸個人的好惡有關，但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會發現朱元璋時代的江湖——如果那時有江湖的話——是多麼地寂寞，波瀾不興，根本不適合江湖俠客與綠林好漢生存。
我們常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實未必。江湖的形成，需要很多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流動性。熱愛冒險的遊俠、出沒不走的盜賊、過往的商旅、押送貨物的保鏢、遊戲人間的浪子、漂泊的劍客、遊方僧人、遊手好閒的城市閒漢，等等，他們構成了永遠平靜不下來的江湖。沒有流動的江湖客，便不會有江湖。
但江湖的這一特徵，是朱元璋無法容忍的。他建立明王朝之後，馬上就鎮壓社會的流動性，以舉國之力建設靜止、安寧、井然的社會秩序。朱元璋相信：“上古好閒無功，造禍害民者少。爲何?蓋九州之田皆繫於官，法井以給民。民既驗丁以授田，農無曠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閒食者少。”
爲此，朱元璋全盤接過元朝的“諸色戶計”衣鉢，將全國戶口按照職業進行分工，劃爲民戶、軍戶、匠戶等籍。民戶務農，並向國家納農業稅、服徭役;軍戶的義務是服兵役;匠戶則必須爲宮廷、宮府及宮營手工業服勞役。各色戶籍世襲職業，農民的子弟世代務農，工匠的子孫世代做工，軍戶的子孫世代從軍，“不得妄行變亂，違者冶罪”。
朱元璋又要求，士農工商“四民務在各守本業”。農民必須老老實實待在農田上，不可脫離原籍地與農業生產;“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他們每天的活動範圍，都必須控制在一里之內，“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就算碰上饑荒，逃荒外出，地方政府也有責任將他們遣送回原籍。從事醫卜之人，也“不得遠遊，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
居民如果確實有出遠門的必要，比如外出經商，必須先向官府申請通行證，當時叫作“路引”“文引”。
如果居民不帶“路引”擅自出遠門呢?後果很嚴重，被官方發現抓獲的話，輕則打板子，重則充軍、處死。
農村中，遊手好閒、不務正業之人，更是朱元璋嚴厲打擊的對象。他親訂《大誥》，告知天下萬民：“有不務生理者，告誡訓海，作急各著生理……一月之間，仍前不務生理，四鄰里甲拿赴有司。有司不理，送赴京來，以除當所當方之民患。”
城市中的閒漢也受到朱元璋的殘酷鎮壓。他在南京修建了一座“逍遙樓”，“見人博弈者、養禽鳥者、遊手遊食者，拘於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
經過朱元璋苦心孤詣的努力，社會的流動性被成功地限制在最低程度，明初果然是一派寧靜、死氣沉沉，“鄉社村保中無酒肆，亦無遊民”。
如此井然有序的中世紀社會，還有哪個人敢出去“闖蕩江湖”?此時就算“江湖”還存在，也該是多麼地寂寥、平靜!
直到明代中後期，隨着“諸色戶計”制度的鬆懈，“洪武型體制”的逐漸解體，商品經濟的興起，“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社會才恢復了兩宋時期的開放性、流動性及近代化色彩，江湖才重新活了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