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1929年史沫特萊作爲外國駐華記者來到中國。1936年，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達西安，等待被邀請前往延安。在這期間，駐守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5天以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之後，開始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40分鐘的英語廣播。概述當天西安事態的發展，並報道與這場事變有關的內容。她的報道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騷動。西安的廣播，使史沫特萊成了一個國際人物，並永久地被貼上了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的標籤。
當時住在中國的外國人中，由於政治觀點不同，有人認爲她是英雄，有人認爲她是無賴。美國報紙說：“她背後有龐大的軍隊”，“美國姑娘，赤色危險人物”，“美國婦女幫助中國人叛亂”。美聯社在一篇很長的背景介紹中，說史沫特萊“從前的一個美國農村姑娘將成爲千萬黃皮膚人的實際上的‘白膚女皇’”。
延安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萊正式接到共產黨的邀請訪問延安。她的公開身份是到前線去做戰地救護工作。一路上受到左權、彭德懷和賀龍的接待，進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黨委派前來迎接。史沫特萊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澤東和朱德的接見。到達延安的第二天，延安黨政機關舉行歡迎大會，史沫特萊在會上暢談了一個多小時自己的反帝鬥爭經歷。 在延安，史沫特萊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進行了多次交談，她的手提式打字機一直響到深夜。她給予毛澤東以高度評價：每個人都可以與古今中外社會歷史人物相提並論，但無人能比得上毛澤東。他的著作已經成爲中國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她評價周恩來：是一位學識淵博，閱歷深廣，見解精闢，襟懷坦白，不存門戶之見，毫不計較個人的安福尊榮、權利地位的卓越領導人。她還與朱德總司令頻繁接觸，並徵得朱德的同意——撰寫朱德平生。
史沫特萊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採訪，寫一部像《西行漫記》那樣的作品。但史沫特萊並不把自己看成職業記者，而是一個政治活動家。她積極地利用自己的國際關係爲延安爭取援助，後來加拿大醫生白求恩來中國的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她的推薦。她邀請自己的許多記者朋友來延安，打破國民黨對邊區的新聞封鎖。她參與並主持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外語部的工作。她甚至還發起了一場節制生育運動。接着她又發起了滅鼠運動，一開始被嘲笑爲是西方人不切實際的講究，但後來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
1937年7月史沫特萊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請，她強烈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告訴她，她應該留在黨外，以便在外面和國外做更多的工作。她聽後感到極爲痛苦和傷心，放聲大哭起來，把前來通知她的陸定一驚得不知所措，只能用“當一個黨外記者作用更大”來安慰她。馬海德和她談了許多夜晚，也未能減輕她的悲傷，直到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她才理解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對她說的那些話。於是她開始擔任八路軍總部隨軍外國記者。
史沫特萊並不侷限於採訪和寫作。她還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圖書管理員，負責擴展延安窯洞圖書館外文書籍。她努力工作吸引外國記者到延安來。她甚至爲延安引進了一種新的娛樂方式——西方式的交誼舞。 延安使她興奮，延安使她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
爲解決中國軍醫缺乏問題，史沫特萊積極號召外國醫務志願者來中國，著名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與理察·布朗、印度著名外科醫生柯棣華等受到她的影響來中國參與支援。在武漢的10個月，通過在前線的經歷完成了《中國在反擊》一書。1938年10月中旬，隨中國紅十字會醫療救護隊退至長沙。將皖南事變的消息發表在《紐約時報》上。1940年9月去香港養病。1941年5月回到美國，回國後，爲中國募集救濟戰爭災難的捐款，併爲朱德作傳《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該書於1956年作者逝世後出版，1979年三聯書店出版中譯本。這本著作和斯諾的《西行漫記》並列爲西方人向本國介紹中共革命的經典著作。
廣州
1930年夏，史沫特萊由上海來到廣州，打算實地考察廣東繅絲業及蠶農和繅絲女工情況。在廣州，她匆匆走訪了廣州軍政界長官，德國駐廣州領事館及文化界名流，即前往廣東繅絲工業中心南海、順德、三水一帶考察。一個多月後，當她重返廣州於旅館剛住下，國民黨廣州市警察局來人向她展示了逮捕證，罪證是：根據上海英國警務局提供的公文認定，史沫特萊是一名持美國假護照的俄國布爾什維克。警察揚言要驅逐她出境，最後抄走了她的美國護照。這對史沫特萊來說，失去護照即意味着失去人身自由。
對於上海英國警務局莫須有的指控和廣州警察局的所作所爲，史沫特萊十分憤慨，隨即設法報告德國駐廣州總領事和美國駐廣州總領事，要求他們出面干預這一案件。國民黨廣州警察局給德國、美國總領事看了上海租界英國警務局的祕密公函，得知罪證的依據爲：史沫特萊在英國曾與印度革命領袖維雲德拉納什·喬託巴底亞亞結婚(實爲同居)，已成爲英國公民，因而她應持有英國護照;其次她是於1928年底從蘇聯進入中國東北的，因而斷定她執行着蘇聯的特殊使命，史沫特萊向廣州警察局解釋說：她與維雲根本沒有結婚，僅僅是同居，她的“丈夫” 已經有一個當天主教修女的妻子;她由蘇聯來中國僅僅是路過，但警察們對她的說明絲毫不感興趣。她一下意識到這後面隱藏着複雜的原因，她得罪了不少中國人和外國人，他們的目的決不在於弄清事實，而在於趕她出中國。她不禁啞然失笑起來。史沫特萊只得向美國總領事要求趕快查證她的美國公民資格。總領事十分熱心，答應一定去函美國查詢，但又說“這需要一段時間。在這期間，你是不是把你熟悉的中國友人的姓名一一開出來給我”，史沫特萊斷然地拒絕了他。並明確告訴他：“我以我記者的身份這樣做是不道德的，你以你領事的身份這樣要求也是不道德的”。總領事十分惱火，悻悻地走了。
史沫特萊被軟禁了起來。在她的下榻處廣州警察局的幾名警察人員成天盯着她隨意出入她的住處。她要上街走動，他們則跟着，總遭來一羣不三不四，竊竊私語的人跟在後面瞧熱鬧。史沫特萊的內心十分沉悶。
密函
2007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十五卷公佈了一封塵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鮮爲人知的陳年往事。史沫特萊是蘇聯派到中國的間諜。 [2] 這是一封宋慶齡寫給王明的信函。
這封信直陳史沫特萊的背景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要人，但史沫特萊在西安事變中沒有徵得中共領導同意就擅自發表蔣介石和周恩來的密約，給國共雙方都造成很大被動，加上此人多次組織左翼人士和地下黨聚會被警方盯梢，客觀上她的工作方法給黨的安全造成很大威脅，所以宋慶齡希望王明加以重視。當時宋子文直接找宋慶齡告狀，促使宋慶齡寫了這封針對史沫特萊的信。
信件原文如下：
親愛的同志：
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繫的任何運動。我提出這些情況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於業已發生的情況，給我提供關於今後行爲方式的建議。
一段時間以前，作爲對毛澤東同志請求幫助提供資金的來信的答覆，我在三個月前給他寄去了一筆款項，此事在這裏只有一個人知道，他起了聯絡人作用，通過他，我收到了來信和轉寄了錢款。
幾周前，宋子文得到釋放蔣介石的保證從西安回來後，想與我見面。他對我說，蔣介石獲釋有一些明確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並且蔣介石在過一段時間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說，共產黨人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臺公佈了這些條件，而其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道出去了。史沫特萊小姐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並補充說，周恩來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了談判，等等。宋子文說，我們說好了，所有這些事情要絕對保密。
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信”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他對宋子文說，別指望同這些人合作，“他們沒有起碼的誠實”等等。這使宋子文極爲不安，因爲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協議》保證人的地位。
我自然爲我們的同志們辯護，我說，這種背信棄義的事應該是楊虎城乾的，還說，無論如何史沫特萊不是在爲共產黨做工作，而是一個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自由派作家和新聞記者。當時宋子文問我：“要是我告訴您，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您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您還會否認您的同志出賣了您嗎?並且他還對我們兩個人(我和宋美齡)說，我們可以通過您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繫。”
至於史沫特萊小姐，我想說，她不顧不止一次的指示，繼續保持着不好的關係，向他們提供資助，然後就要求黨來補償那些由她提議花費的款項。實際上這裏的人認爲她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
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們的同志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爲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忠實您的宋慶齡(親筆簽字)
1937年1月26日於上海
這封信中提及蔣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間承諾的條件，主要是指周恩來同蔣介石單獨進行談判時達成的相關內容。
1980年《周恩來選集》上卷的出版，其中刊載了蔣介石當時對周恩來的三點承諾：“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事情發生後的稍後不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西安廣播電臺接連用英語和德語發表了講話，披露了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允諾的條件。
回國
因病回到美國的史沫特萊，仍然表現出對中國抗戰事業的忠誠。她到處講演，撰寫文章，介紹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爲中國的抗戰募捐。她在《中國的戰歌》一書出版後，又開始寫作朱德的傳記——《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1945年8月，在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的董必武拜訪了她，並帶給她撰寫朱德傳記所需要的材料。1949年史沫特萊在麥卡錫主義的反共潮流中被稱作蘇聯間諜，被迫流亡英國。1949年11月，她準備取道英國來華，在英國，她把完成朱德傳記當作首要任務。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潰瘍出血而惡化，僅靠牛奶維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偉大的道路》書稿的修訂工作。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寫到：“由我的著作而獲得的全部收入，不論來自何處，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由他按照他的願望處理——那就是說，建設一個強大和自由的中國。——如果中國大使館來到了，如果能爲我的遺體只唱一首歌，中國的國歌——‘起來’，我將不勝感激。由於我的心靈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寧，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
病逝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因手術不治在英國倫敦逝世，終年58歲。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週年時，在北京爲她舉行了追悼大會和隆重的葬禮。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中國烈士陵園的蒼松翠柏間，一塊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鐫刻着朱德寫的碑文：“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