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少年，從品行上來說指的是那些道德敗壞的年輕人，從國家的角度來說指的是那些對國家造成危害的不安定因素存在的人。在《荀子·修身》中曾對惡少年下過詳細的定義：“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顏師古在《漢書·昭帝紀》中注：“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衆所周知，兩漢時期，惡少年橫行於社會。那麼，原因何在呢?
1、
兩漢時期，社會經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但是逐末者日增，浮游者甚重，爲惡少年勢力的增長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基礎，“浮游者衆”已經成爲了當時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今舉俗捨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遊手爲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
“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遊手者，什於浮末。”這些浮食之徒，遊手爲巧，無所事事，成爲危害社會安定的一個重大因素，因此，“或以謀合任爲業，或以遊敖博弈爲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
這些人所從事的都是地位低下的卑賤職業，他們以謀合任作爲職業，或者從事賭博，或者懷丸挾彈。“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遊者也。惟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
這些無賴流氓或者羣豎小子，整天喜歡懷丸挾彈，妄彈鳥雀，整天在街上游蕩，所做之事對社會來說是百害而無利的。《漢書·鮑宣傳》中記載了造成兩漢時期“浮游者衆”的原因：“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宮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搖役，失農桑食，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
百姓流亡的七種原因，導致了流民增多，以致出現了浮游者整日無所事事的局面。這些人無所事事、鬥雞走狗、遊手好閒、打架鬥毆狀況不斷，爲兩漢時期惡少年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在王莽時期，針對“浮游者衆”這一問題，制訂了一種制度，即“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以禁止百姓浮游無事。
由於無所事事者增多，他們爲了生存，通常從事一些不正當的職業，這就爲惡少年勢力的增長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基礎，這些惡少年通常不顧法紀，作奸犯科。“閭巷少年，攻剿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併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爲財用耳。”
剽，指的是通過武力來強奪他人的財產，也稱作攻剽、剽攻、剽劫等。椎埋，指的是椎殺人而埋之。掘冢，指的就是我們所說的盜墓。這些惡少年通過殺人劫財、盜墓來獲得財物，這些惡少年的行爲與強盜是無異的。
酷吏如義縱、王溫舒也在少年時期違法亂紀，被劃到惡少年這一列。“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奸”。這些人在少年時期無所事事，或者加入強盜這一行列，或者殺人犯法，還有的少年欺侮他人。
衆所周知的大將韓信，曾受到胯下之辱。“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於是信孰視，挽出胯下。”這些淮陰少年就是當時社會的地痞。郭解在少年時期，也曾經做過攻剽椎埋，掘冢鑄幣之事。
還有一些亡命少年依附在一些豪強貴族門下，做些讓人痛恨之事。“輕俠少年趙季、李款多蓄賓客，以氣力漁食間裏，至奸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這些輕俠少年依靠主人的勢力，魚肉鄉里，淫亂婦女，橫霸一方。“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
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的風氣在西漢時期特別興盛，當時的京師長安“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鼓不絕。”除了京師地區，在中山一帶“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爲倡優。”這些專門從事攻剽埋椎，掘冢鑄幣的惡少年，他們的行爲是對當時社會治安的一重大隱患。
漢高祖劉邦少時“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整天無所事事，典型的社會流氓。在《西京雜記校注》卷二就有這一段的記載：“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官，悽槍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顧酒賣餅、鬥雞蹦鞠，以此爲歡，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一些所謂的惡少年其實就等同於無賴。
2、
在社會動盪之際，這些惡少年更是積極活躍在社會舞臺上。劉邦舉事，“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他們平時就是不遵從法律，行爲猖撅，在社會動盪之際，他們也參與其中，成爲危害當時政府的一種力量。
他們或者投靠當地的豪強貴族門下，參與武裝鬥爭，或者藏身於綠野山林，成爲當地的強盜，或者擁立自己的領袖，自立爲王，成爲與朝廷對抗的一股力量。。戍卒陳勝自立“張楚”政權，自稱楚王。不僅如此，陳涉起兵之際，“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陳平亦曾“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酈商也曾響應陳涉，“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通也向范陽令進言：“今天下大亂”，“諸侯畔秦矣”，“少年皆爭殺君”，願爲見武信君，以求“轉禍爲福”。於是見武信君曰：“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貴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
在國家政治不穩之際，這些惡少年唯恐天下不亂，參與到這些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選擇自己的領導者，妄圖自立乾坤。陳嬰是東陽少年在殺掉其令時，強立爲長的，“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詳。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明也。’嬰乃不敢爲王。”
這些惡少年作爲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政局混亂的情況下，運用自己的武裝力量，自立政權。在西漢末年，王莽統治時期，天下動亂，各地豪強勢力反對王莽政權，戰爭不斷，而此時“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滷掠，趨讓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闊，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
他們成爲反對王莽政權的先驅，這些惡少年的勢力也成爲各派軍閥相互爭奪的力量。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張燕把這些惡少年聚集起來在山澤間爲盜賊。張繡也招聚一些少年成爲邑中的一大勢力，“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傑。”當各地軍閥勢力並起時，曹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泅之間。”《三國志·魏書·許褚傳》中記載許褚:“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太祖拘淮、汝，褚以衆歸太祖”，“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魯肅“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這些惡少年，在社會動盪之際，甚至成爲顛覆整個王朝的重要力量。
3、
這些少年年輕氣盛，有時爲了他們所謂的俠義而殺人，做出違法亂紀之事。這些少年的行爲從道義上來說還是讓人欣賞的，而他們身上的俠氣也是讓人欽服的。晉人張華的《博陵王宮俠曲》也大力頌揚了這種俠氣：“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租市旁。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腰間叉素戟，手持白頭鑲。騰超如激電，迴旋如流光。奮擊當手決，交屍自縱衡。寧爲殤鬼雄，義不入圍牆。生從命子游，死聞俠骨香。身沒心不懲，勇氣加四方。”
雖然爲人報仇的俠義精神讓人讚揚，但是他們的行爲爲法律所不容，是對皇權統治的挑戰。此外，我們從東漢呂母起義中也可以看出來。少年因爲受呂母恩惠，爲了償還這份情義，願意幫助呂母殺宰，所以在後來的呂母起義中，這些惡少年的勢力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袁術少時也是以俠義而有名，“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而酷吏陽球也因爲爲其母報仇，率領一幫少年殺掉郡吏。這些惡少年多是爲了所謂的俠義而違反社會法律規定，做出危害社會的事情。這些惡少年也往往因爲愛慕遊俠的俠義精神而投靠到遊俠的門下，成爲遊俠集團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對當時的社會產生的深刻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