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自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繁榮;加之唐朝開明與開放的政策，使婦女所受的壓抑與束縛相對較輕，這爲女子走出閨閣，參與社會活動，提供了較爲寬鬆的環境。第一，自太宗以來，大唐文化遠播四方，周邊各族慕風向化，唐王朝則以容納百川之氣魄，吸收各民族文化的精華。民族大融合，大大削弱了以“三從四德”爲核心的束縛婦女的傳統禮法。李唐先世本屬西北“胡化”很深的六鎮集團，唐皇族是胡漢混雜血統，如唐高祖的母親出自拓拔鮮卑的獨孤氏，唐太宗的生母及其妻長孫皇后父母皆系鮮卑人，所以在文化習俗上沿襲了北朝傳統。
唐統一天下後，將這些北方少數民族的習俗帶到中原。朱熹曾批評唐朝“閨門不肅”，“禮教不興”，說：“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意。”同時，唐代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及國際交流空前頻繁，氣魄宏大的唐朝對所謂“蠻夷之邦”的文物風習來者不拒，兼收幷蓄。許多少數民族的婚姻關係還比較原始，女性地位較高，這些文化習俗對唐代社會的影響十分強烈，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有力地衝擊了中原漢族的禮教觀念。宮廷中，后妃、宮女都不迴避外臣，甚至可以親近接交，不拘禮節。
例如，韋皇后與武三思同坐御牀玩雙陸，唐中宗在旁爲之點籌。安祿山在後宮與楊貴妃同食、戲鬧，“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這說明當時風氣的確開放，人們對男女交往不以爲怪。第二，維護傳統禮法的中原士族集團遭到打擊，也衝擊了儒家傳統禮法道德。如以經學、禮學、婚官、門風爲特徵的山東土族，在隋末農民起義時遭到致命打擊，到了唐代依然受到排斥和壓抑。唐太宗興科舉，修《氏族志》，將山東大族崔氏列爲第三等，使山東士族勢力受到打擊。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再次改《氏族志》爲《姓氏錄》，完全打破了魏晉以來傳統士族與庶族的界限，提高了庶族官員的地位，從而衝擊了門閥士族所代表的傳統禮法觀念。
因而在唐前期，封建禮法隨着中原士族集團的削弱受到很大的衝擊，男女交往的界限比較淡化。如異性結識交往，不避嫌疑。崔瀕《長干曲》：“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這首詩寫了一位船家女和一個陌生人大大方方地打招呼、攀談。《太平廣記》卷二四二中記載了這麼一件事：天寶初年，肖穎士夜歸某縣，半路遇到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女子，請求同行。肖誤以爲是狐狸精，其實是位店家女，鬧了一場誤會。這也是一位年輕女子在外主動與男子交往的事例。白居易的著名詩篇《琵琶行》寫了一位商婦在丈夫外出時半夜接待一羣陌生男客上船，與他們同席交談並彈奏琵琶的事件。
洪邁在《容齋三筆·白公夜聞歌者》中對此議論說：“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有些唐代婦女還有“胡服騎射”的愛好和風氣，喜歡穿上胡服戎裝或女扮男裝，矯健英武地躍馬揚鞭，參加打球、射獵等活動。如杜甫在《哀江頭》中所描寫的“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第三，《唐律》中有關戶婚的較爲開明的政策，客觀上也爲婦女提供了較爲寬鬆的社會環境。如《唐律疏議》卷十四第190條疏：“夫妻義合，義絕則離。彼此情不相得，兩願離者，不坐。”此條文規定夫妻感情不合，可以離異，從一定程度上維護並賦予了婦女一定的婚配權利。
《唐律》中也有婦女有權繼承財產的條文，這都有利於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第四，唐代君位繼承的不穩定性，爲宮婦涉政提供了契機。自西周以來，君位繼承沿襲了嫡長子繼承製。然而，唐前期並未嚴格按傳統宗法制度繼承皇位。如唐太宗是發動玄武門政變殺死長兄而繼承皇位的，唐高宗原是唐太宗的第九個兒子，唐中宗原系唐高宗的第七子，唐睿宗是唐中宗的弟弟，唐玄宗爲唐睿宗的第三子等等。
唐前期這種非嫡長子承襲皇位的狀況，大大動搖了封建宗法制的神聖性，這對提高婦女地位也是有利的。如武則天以及後來的中宗朝韋后、上官昭容和安樂公主，睿宗朝太平公主，肅宗朝的張皇后都在皇位繼承上大做文章，藉機干預朝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