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晉初年的政治舞臺上，出現了一位風雲人物——溫嶠。他沒有“歷相四君”、號稱“仲父”的王導那麼高的聲望，也沒有“威靜荊塞”、“功宣一匡”的陶侃那樣大的威名，可是，他自始至終地擁戴東晉皇室，藉以維護江南地區的統一，處處以大局爲重，機智勇敢地與分裂勢力作堅決的鬥爭，這些，卻是王導與陶侃遠遠比不上的。
溫嶠畫像
溫嶠(288—329年)，字太真，太原祁縣人。西晉末年，天下大亂，匈奴族劉聰、羯族石勒等率兵橫行中原，北方士族紛紛南遷避難，只有平北大將軍劉琨死守幷州一隅，與劉聰、石勒苦苦相持。劉琨對溫嶠十分器重，將他請來幷州，任爲參軍。溫嶠經常率軍爲前鋒，討伐劉、石，屢立戰功。當時幷州土地荒涼，城池殘破，外有強敵環伺，內則寇盜蜂起，形勢十分險惡。二十幾歲的溫嶠，成了劉琨倚憑的得力助手。
公元316年，匈奴兵破長安，擄晉愍帝，西晉滅亡。溫嶠奉劉琨之命，渡江南下，勸鎮守建康(今南京市)的琅琊王司馬睿稱帝，以系民心。溫嶠慷慨陳詞，深得司馬睿與王導、庾亮等朝士的器重。不久，司馬睿稱帝，是爲東晉元帝。
溫嶠完成使命後，多次要求回幷州覆命，都被東晉君臣留住。不久，即傳來了劉琨遇害的噩耗。溫嶠悲憤異常，上書元帝，要求褒獎劉琨，以慰海內之望。元帝總算答應了他的要求。溫嶠也就一直留在江南。
永昌元年(322年)，擁強兵、居武昌上游的大將軍王敦以誅殺奸臣爲名，率軍直撲建康。此時，戰功卓著的大將陶侃被遠遷至廣州，王敦的族弟、前鋒大都督王導首鼠兩端，大將周札、劉隗等或開門迎敵，或大敗而逃。王敦很快便攻陷了都城建康，晉元帝實際上成了俘虜。
城破之前，元帝之子、年方二十三歲的太子司馬紹氣憤難忍，欲駕車出城，率少數士兵與叛軍拼命。這時，身爲太子中庶子的溫嶠急忙死死地拉住馬絡頭，苦苦勸諫道：“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司馬紹不聽，溫嶠情急，抽劍砍斷馬肚子上的皮帶，這才勸住了他。
王敦攻下建康後，一時尚不敢取代司馬氏稱帝。司馬紹“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素來爲王敦所忌憚。於是王敦大會百官，欲誣以“不孝”的罪名，將他廢了，聲色俱厲地問溫嶠：“皇太子有什麼德稱，而居此大位?”溫嶠絲毫不爲王敦的淫威所屈，從容答道：“太子既有鉤深致遠之才，又有事親盡孝之禮，可謂賢孝雙全了。”百官都認爲確實如此，王敦的陰謀纔沒有得逞。
王敦在建康縱兵搶劫，誅戮朝臣，“改易百官及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隨心所欲，無所不爲。不久，退還老巢武昌，但仍然是大權在握，遙制朝政。晉元帝於這一年憂憤而死，司馬紹繼位，這就是東晉歷史上最有作爲的晉明帝。明帝拜溫嶠爲中書令，機密大事都與他商決。這又引起了王敦的忌憚，於是表請溫嶠擔任自己的左司馬，目的是要把他捏在自己的手心裏。明帝無力阻擋，溫嶠只得離開了建康。
溫嶠一到武昌，就對王敦講起帝舜服事唐堯、周公輔佐成王的故事，暗中希望他能幡然悔悟，效忠晉室。豈知王敦志在奪取皇位，哪裏聽得進半句!於是溫嶠便裝出恭敬的樣子，勤勤懇懇地爲王敦辦理公務，並不時出謀劃策，投其所好。王敦也逐漸對他有了好感。錢鳳是王敦最寵信的心腹謀士，溫嶠又百般結好錢鳳，經常爲他吹噓，說他“滿腹韜略”。溫嶠素有知人的美名，得到他的稱讚，錢鳳自然十分高興，也就深深地結好溫嶠。不久，丹陽(今南京市南)尹空缺，溫嶠便對王敦說：“丹陽是京師的咽喉，最好由明公選良才擔任;如果由朝廷任命，只怕不合明公的心意。”王敦一聽有理，就問：“你看誰去合適?”溫嶠明知王敦離不開錢鳳，卻故意說：“我認爲沒有比錢鳳更合適的了。”錢鳳一聽，也趕緊推薦溫嶠。這一來，正中溫嶠的下懷——他的目的就是藉機離開王敦，好替朝廷效力。表面上卻百般推辭，說自己能力差，不足當此重任。王敦哪裏肯依，任命溫嶠爲丹陽尹，並要他暗中觀察朝廷的虛實，隨時向自己報告。
溫嶠擔心自己一走，錢鳳就進讒言，致使王敦改變主意，追回自己。於是心生一計，在王敦爲他舉行的餞別宴會上，溫嶠起身行酒，到了錢鳳面前時，錢鳳還沒有來得及飲，溫嶠便裝出喝醉的樣子，用手板將錢鳳的帽子擊落於地，嚴厲地說：“錢鳳算什麼東西?我溫太真敬的酒竟敢不飲麼!”弄得錢鳳十分狼狽。王敦以爲溫嶠真的醉了，連忙將兩人勸開。第二天，溫嶠臨出發前，與王敦話別，又是鼻涕又是眼淚，好不傷心。幾次出了閣門又返身回來，顯出和王敦難捨難分的樣子，最後才上了路。果然，溫嶠剛走，錢鳳就對王敦說：“溫嶠向來和朝廷關係密切，又與朝臣庾亮等人交往很深，只怕不可輕信。”王敦不滿地說：“太真昨天喝醉了酒，稍微得罪了你，你怎能因爲這個原因就來說他的壞話!”錢鳳無言對答。溫嶠終於機智而巧妙地脫離了虎口。
溫嶠一到建康，立即把王敦的叛逆活動全部報告了晉明帝，勸晉明帝早作準備，又和庾亮等人共同商量討伐王敦的計劃。王敦知道後，咬牙切齒地說：“我竟然中了溫嶠這小子的圈套!”並揚言：待活捉溫嶠後，要親手將他的舌頭拔出來。
可是，遲了!晉明帝決意討伐王敦，部署已定，於太寧二年(324年)下詔歷數王敦的罪惡。王敦勃然大怒，再次起兵進攻建康。然而，此時他已重病在身，只得命其兄王含爲元帥，與錢鳳等率水陸大軍五萬，直撲建康南門外的秦淮河。叛軍在兵力上佔優勢，又是拼命而來，兵鋒頗銳。東晉方面統率秦淮河北岸諸軍的，正是大將溫嶠。溫嶠見寡不敵衆，就下令燒燬河上的浮橋。明帝正想親自率軍進攻叛軍，聽說浮橋被燒，以爲溫嶠膽怯，大爲惱火。溫嶠解釋說：“眼下宿衛部隊人少勢弱，四方援兵未至。叛軍狼奔豕突，萬一危及社稷，後果不堪設想。陛下何必愛惜一座橋?”過不多久，王含、錢鳳率叛軍蜂擁而至，卻被阻隔於秦淮河南岸，無法前進，時間一長，士氣漸漸衰竭。東晉方面的援軍卻在蘇峻、劉遐等率領下，源源不斷地開赴戰場。溫嶠看準時機，與蘇峻等一起，夾水猛擊叛軍，大敗王含。王敦接到敗報，又急又怒，一命嗚呼。叛軍土崩瓦解，王含、錢鳳都被殺死，延續二年的王敦之亂被迅速平定了。
太寧三年(325年)閏八月，晉明帝病逝，五歲的兒子司馬衍繼位，是爲成帝。其母庾太后臨朝稱制，溫嶠與王導、庾亮等同爲顧命大臣，而實權則掌握在太后之兄庾亮手中。討平王敦之亂時，大將蘇峻立有戰功，此時鎮守歷陽(今安徽和縣)，擁有強兵，對庾亮的專權極爲不滿，“潛有異志”。鎮守荊州的陶侃也對庾亮心存芥蒂。庾亮對這兩人都很不放心，一面任命溫嶠爲江州刺史，鎮守武昌，以防備陶侃;一面又徵召蘇峻入朝爲大司農，實際上是奪去他的兵權。王導等大臣認爲這會促成蘇峻的反叛，“舉朝以爲不可”，溫嶠也多次上疏，勸庾亮不要行此險着。庾亮不聽。果然，蘇峻害怕入朝被殺，就聯合大將祖約，舉兵叛亂。
當庾亮決意徵召蘇峻時，溫嶠就要求立即率兵入衛建康，以備不虞。庾亮卻寫信給他說：“我憂慮荊州(指陶侃)，甚於憂慮歷陽(指蘇峻)，足下不要越過雷池(江州境內地名)一步。”由於庾亮西憂陶侃，北憂蘇峻，分散了兵力，再加上他在軍事上實在是個庸才，與叛軍剛一交鋒，就連吃敗仗。咸和三年(328年)，蘇峻攻破建康。庾亮狼狽逃亡到江州依靠溫嶠，手頭已無一兵一卒。溫嶠並不以其敗奔而冷落他，對他仍然十分尊敬，並和他一起謀劃討伐蘇峻。但是單靠溫嶠的部隊，力量遠遠不夠。當時，兵力最強、聲望最高的是陶侃，因此，能否說服陶侃共同起兵，成了勝敗的關鍵。
溫嶠約陶侃共舉義旗，討伐蘇峻。陶侃一恨明帝臨終時，未任自己爲顧命大臣;二恨庾亮修築石頭城，任命溫嶠鎮守江州，都是爲了防備自己。於是藉口“我是疆場外將，不敢越局過問內事”，拒絕出兵。溫嶠“固請之”，並且推他爲盟主，陶侃這才勉強同意了。溫嶠立即率領水師，沿長江順流而下;又陳列蘇峻罪狀，移告四方諸鎮，連兵大舉。哪知行到中途，陶侃又動搖起來，打算撤兵回去。溫嶠再一次致書陶侃，動以利害，並以蘇峻殺死其子陶瞻一事來激勵他。陶侃這才重又“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這一來，義軍兵勢大振，“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然而，當義軍乏糧、戰事受到挫折時，陶侃又打起了退堂鼓。溫嶠苦口婆心地勸道：“當年昆陽大捷與官渡之戰，劉秀與曹操能夠以寡勝衆，靠的就是內部團結啊。明公爲什麼捨棄即將勝利的大功，而作撤軍西歸的打算呢?國難當頭，正是我們臣子效命之日。眼下的情勢，猶如騎在老虎背上，怎能中途停下來呢?明公一旦單獨西歸，軍心必然受沮，大事必然敗壞，那麼，義旗就會反轉過來，指向明公了。”陶侃無言以對，終於留了下來。
陶侃東下之時，人們紛紛傳說他要乘機殺掉庾亮，以謝天下。庾亮十分害怕。溫嶠深知：大敵當前，將相不和，必敗無疑。於是力勸庾亮去向陶侃道歉。庾亮無奈，只得硬着頭皮來到陶侃軍中，向陶侃拜謝，並引咎自責。陶侃深受感動，終於盡釋前嫌。三人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在溫嶠的直接指揮下，晉軍終於收復建康，迅速平定了蘇峻、祖約之亂。
王敦、蘇峻兩大叛亂集團的覆滅，爲東晉王朝內部創造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這在客觀上也有利於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而溫嶠則是平定這兩次叛亂的核心人物，連叛軍頭腦蘇峻、祖約等也十分佩服他的才能。難怪《晉書》要稱他爲“中興名士”、清人王夫之要在《讀通鑑論》中稱他“人傑”了。
溫嶠處處以國事爲重，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當初庾亮敗投他時，帶來太后詔書，說是拜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溫嶠答道：“當今之急，應當以消滅敵寇爲先。功勳未立，怎能先受封賞?”固辭不受。蘇峻叛亂平定後，由於溫嶠“忠誠著於盛世，勳義感於人神”，舉朝欲留他於都城建康輔政。溫嶠考慮到王導資格較老，堅決將這位置讓給了他。又因“京邑荒殘，資用不給”，留下了大批軍中物資後，自己仍然還鎮於武昌。
溫嶠敢於指出別人的過失，也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司馬紹爲太子時，曾於東宮建造閣樓，頗爲勞費。溫嶠便上書勸諫說：朝廷草創，大敵未滅，應以兵農爲先，不宜大興土木。司馬紹接受了溫嶠的意見，當即下令停工。在追剿王敦叛軍的戰鬥中，大將劉遐“放兵擄掠”，溫嶠勸道：“天道助順，因此叛軍敗亡，怎能因亂爲亂呢?”劉遐深受感動，連忙謝罪。蘇峻叛亂時，溫嶠屢說陶侃，陶侃不肯發兵，溫嶠只得順着陶侃，派人送信給他說：“明公姑且堅守荊州，我先率軍東下。”使者已出發了兩天，參軍毛寶知道後，立即對溫嶠說：“凡舉大事，靠的就是內部團結一致。趕快派人追回原信，改成‘一定要併力西征’。原信若追不回，也得再重寫一封。”溫嶠一聽有理，火速命人日夜兼程，追回了原信。陶侃也終於答應共同西征。戰鬥打響後，溫嶠考慮到叛軍多騎兵，便於陸戰;義軍多舟師，利於水戰。欲以己之長制敵之短，宣令三軍：“將士有敢擅自離船上岸者，斬無赦!”適逢蘇峻派人運米萬斛接濟祖約，被先鋒毛寶撞見。毛寶道：“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從。哪有敵人可打而不打的道理!”毅然率軍棄舟上岸，襲擊敵軍，奪得了全部米糧，消滅了萬餘敵軍。溫嶠知道後，不但不怪罪，反而重賞毛寶，稱讚他能相機行事。
經過了王敦、蘇峻兩場叛亂，晉室元氣大傷，都城建康“民物凋殘”，“宗廟宮室併爲灰燼”。這時，溫嶠等大臣都主張遷都於南方的豫章、會稽等地。這實在是一個大失策。處於中原紛擾、北敵外逼之時，如再將都城南遷，示弱於人，外敵乘機入侵，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幸虧王導力排衆議，遷都之事始息。
晉明帝曾因“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溫嶠於是上疏，大致內容是：勸課農桑，發展生產;除前線臨敵之軍外，其餘部隊都應“且田且守”，以減輕國家與人民的負擔;精簡機構，選拔清廉之士爲官;廢除牽連制度，取消滅三族之刑。這些建議大部分爲明帝所採納。溫嶠自己在地方官任上，也能勤政愛民，深得百姓愛戴。晉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四月，溫嶠病終於江州任上。“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當時，他才4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