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樂亭記》除記述建豐樂亭的經過及與滁人共遊之樂外，還描繪了滁州從戰亂到和平的變遷，那麼此文的創作背景是怎麼樣的呢?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年)八月，“慶曆新政”失敗，執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繼被斥逐。歐陽修因上書爲他們辯護，也被捏造罪名，由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降知滁州，十月到任。他在《滁州謝上表》中，猶憤憤不平地辯解：“謗讒始作，大喧羣口而可驚;誣閣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究其根源，實乃“嘗列諫坦，論議多及於貴權”，因之“若臣身不翻，則攻者不休······必欲措臣少安，莫若裏之閒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阱之危機。”
歐陽修三次遭貶使他對當時冷酷的社會現實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官場的傾軋，使他希圖擺脫世俗紛擾，嚮往恬靜的歸隱生活。滁州在長江與淮河之間，正是“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的“閒處”，山高水清，風景宜人。這裏地處偏僻，民風淳厚。歐陽修被貶至此，倒也悠閒自在。在這裏，清山綠水滌除他心頭的煩惱，大自然觸發了他無拘無束的天性和豐富的感情。他幾乎陶醉於山水美景之中。由於他把“與民同樂”看成是“刺史之事也”，雖然是“載評流徙”，遠離了政治鬥爭的中心，不能直接向朝廷指陳時弊了，其心倒也安然，作者這時的人生觀比較曠達的。《豐樂亭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