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早在先秦就已出現，然而在關於其起源的傳說中，這種遊戲的形象遠沒有後世流傳的那樣高貴。戰國末年的史書《世本》中記載：“堯造圍棋，丹朱善之”，晉朝的張華在《博物志》中進一步申說：“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或雲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這兩則記載中最早學習圍棋的人物“丹朱”和“商均”，是中國傳說中著名的“不肖子”，他們本來可以繼承父親堯和舜的領袖之位，卻因人品和才能不足統領天下，分別被舜和禹搶走了王位。這種與反派人物的瓜葛，讓圍棋從誕生開始就陷入了相當不利的輿論環境。
後人在反對圍棋時，常常會引用這個起源傳說，比如東晉大將陶侃曾沒收部下的圍棋和博具，全部扔到長江裏，並且聲言：“圍棋，堯舜以教愚子……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爲!”南朝宋明帝熱衷於圍棋，大臣虞願也曾以“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爲理由，勸皇帝放棄這一愛好。
在農業社會裏，大多數人都要進行生產勞動，才能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有“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之說。從維持社會穩定的角度來看，大好的勞動力不事生產，反而遊手好閒地下棋玩遊戲，是絕對不應被提倡的行爲。因此，在秦漢以前的歷史記載中，圍棋很少獲得正面評價。人們常常將圍棋和當時流行的另一種遊戲“六博”並提，合稱“博弈”。《論語·陽貨》中記載孔子的話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在這句話裏，“博弈”僅僅比什麼都不做稍勝一籌，而且只有“飽食終日”的人才有資格進行。孔子的繼承者孟子則更進一步，將“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作爲浪費糧食的“不孝”行爲，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賭博和下棋都是兩人或多人互爲對手的遊戲，有對手就有勝負，有勝負就有彩頭，絕大多數人在進行遊戲時都是想贏怕輸，沉迷其中時，甚至會將當下的勝負看成世間最重要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日常道德中的長幼尊卑都會被拋到腦後。這在講究禮法的中國社會裏，是很惡劣的行爲。西晉的權臣賈謐，在與皇太子對弈時爭勝心太強，忘記了君臣之分，因而受到王室的忌憚，最後失勢被殺。《世說新語》中記載東晉名相王導和愛子王悅下圍棋，王悅眼看自己要輸，竟然死死抓住王導的手，不讓父親落子，王導只能苦笑道：“我和你好像是父子吧，你怎麼能這樣!(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將勝負看得過於沉重者，還會做出悔棋、掀棋盤等行爲。漢朝時史游所作識字課本《急就篇》中，有所謂“棋局博戲相易輕”的說法，這又爲圍棋加上了一份“破壞社會和諧”的罪狀。
在這些罪狀的夾擊下，圍棋的發展之路從一開始就泥濘重重。西漢以後，隨着生產力的提高，有資格“飽食終日”的人越來越多，更多人意識到了圍棋的魅力，並沉迷其中。爲了讓自己的愛好合法化，許多人開始通過文學作品爲圍棋進行辯護。其中辯詞最爲雄壯的要屬漢賦大家班固了，班固在其《弈旨》中說圍棋“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儼然將這種遊戲說成了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
此外，圍棋本來就是模擬戰爭的遊戲，因此強調圍棋和兵法的關係成了當時比較流行的辯護方案。西漢末劉向曾作《圍棋賦》，全文雖已經失傳，但在《文選注》裏還保留了一句：“略觀圍棋，法於用兵”，可說是現存可靠文獻中最早將圍棋和打仗聯繫起來的段落。東漢大儒馬融在其《圍棋賦》裏進一步說“三尺之局，爲戰鬥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在圍棋之道和兵法之理間建立了具體聯繫。
然而這種以圍棋作爲兵法教材的說法很快就受到了挑戰。三國時，吳帝孫權的太子孫和看到自己手下的大臣們不但不努力學習、認真工作，反而一個個沉迷上了賭博和下棋，覺得非常擔心，便組織了一個宴會，命令與會者分別撰寫論文，矯正這種風氣。其中史學家韋昭的論文寫得最好，在後世廣爲流傳，還被收入了《文選》之中，這就是著名的《博弈論》。
當今經濟學上的“博弈論”是分析博弈中的各種策略選擇，而韋昭的這篇《博弈論》則對博弈進行了嚴厲批評。韋昭認爲，圍棋和六博等遊戲會讓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沉迷其中則可能導致“賭及衣服，徙棋易行，廉恥之意馳，而忿戾之色發”等等問題。此後，韋昭特地針對劉向、馬融等人將圍棋與兵法相比附的說法，駁斥道：“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能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夫一木一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在這裏，韋昭認爲圍棋的格局完全沒有辦法和瞬息萬變的戰場相比，將兵法應用在圍棋上，還不如將之應用到真正的戰爭中，既可以展示自己的軍事能力，又可以建功立業，獲得封賞，何樂而不爲呢?
韋昭的駁斥可謂正中要害。說到底，圍棋只是一種遊戲，不論背後蘊含着多麼深奧玄妙的道理，它始終與現實的事功隔了一層。在崇尚實務的風氣面前，這些辯護終究是無力的。韋昭代表的是吳國太子孫和，屬於國家的統治者;對統治者來說，手下的辦事人員應該將全部精力放到國家的運作上來，而圍棋和六博這類與事功關係不大的遊戲，正是辦公效率的最大殺手，必須予以最嚴厲的反對。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統治者和士大夫保持着這種上司—辦事員的關係，圍棋就很難獲得上層的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