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少數民族中堅持武裝抗日鬥爭時間最久的，一個是新竹五峯鄉的泰雅人霞喀羅羣，他們從1913年堅持到1924年;另一個是布農人，拉荷·阿雷領導族人從1914年堅持到1933年。
1915年，花蓮卓溪鄉布農人的抗日鬥爭風起雲涌，日本殖民勢力被驅逐下山。當時參與抗日的大頭目拉荷·阿雷認爲，日本人終有捲土重來之時，所以在1917年舉家遷往高雄荖濃溪上游，在靠近玉山的塔馬荷(日譯“玉穗社”)建立了新家。
同年，擔任大分社頭目的阿里曼·西肯(拉荷·阿雷之弟)也在成功逐退日警之後，翻越中央山脈，返回南投故里。爲了向族親炫耀抗日戰績，他還帶着家人下山到集集鎮拍攝全家福。
拉荷兄弟匿居高山，追隨他們的族人也逐漸增多。他們還屢屢下山偷襲日警，迫使臺灣總督府於1923年派出兩架飛機，以手擲炸彈轟炸他們的居住地。但是他們的居住地極爲隱蔽，且有大量地形死角，飛機只能無功而返。
頻繁的抗日事件，讓急於徹底解決臺灣少數民族反抗問題的臺灣總督府開始放棄“剿不勝剿”的軍事手段，重新思考以“懷柔”的方式達到“和解”的可能。1933年，拉荷·阿雷接受了日本人“既往不咎”的和談條件。
1933年11月15日，臺東海端鄉託庫巴、無樂散兩個小部落的布農人突襲了逢阪日警駐所，殺死日本巡警及其家眷4人，奪走5把步槍和400發子彈。事後，日警增援60人，從霧鹿與沙克沙克炮臺炮擊各部落，逼迫族人勸突襲者投案。英勇的抗日者爲了部落不被摧毀，主動自首。翌年，這兩個部落被迫遷居山腳溪畔的臺東海端鄉初來村。自此直到臺灣光復，臺灣再沒有出現過少數民族發動的羣體性抗日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