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寫武俠小說，除了少數作品有意將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模糊處理之外(如《笑傲江湖》)，絕大部分的作品都交待了明晰的歷史背景，將虛構的傳奇巧妙地揉合進真實的歷史場景中。其中以宋代爲故事背景的有四部：《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與《倚天屠龍記》(“倚天”的主體故事雖然發生在元末，但小說開篇是從南宋末年切入的)。
我以前讀金庸的武俠小說，主要是被那曲折神奇的故事情節與迴腸蕩氣的俠義精神所吸引，並不怎麼注意小說的歷史背景。後來對宋代歷史產生了研究的興趣，再看金庸的小說，便忍不住拿小說涉及的“歷史”跟史料記載的歷史相比較，一比較，便立即發現金庸先生原來很喜歡將歷史當成小姑娘任意打扮。
《射鵰英雄傳》中，終南山全真教道士丘處機被金庸描繪成一位嫉惡如仇的大宋愛國主義俠客。他在小說中出場，是追蹤十多天，刺殺了“與金人勾結，圖謀侵犯江南”的漢奸王道乾，提着王道乾的首級路過牛家莊。在牛家莊，他結識了隱居於此的宋朝忠臣之後郭嘯天與楊鐵心，併合力殺掉了追來的金兵，然後爲郭、楊的孩子分別取名“郭靖”、“楊康”。小說這麼寫道：
“丘處機今日一舉殺了不少金人，大暢心懷，意興甚豪。楊鐵心想到妻子有了身孕，笑吟吟的合不攏口來，心想：‘這位道長會做詩，那是文武雙全了。’說道：‘郭大嫂也懷了孩子，就煩道長給取兩個名字好嗎?’丘處機微一沉吟，說道：‘郭大哥的孩子就叫郭靖，楊二哥的孩子叫作楊康，不論男女，都可用這兩個名字。’郭嘯天道：‘好，道長的意思是叫他們不忘靖康之恥，要記得二帝被虜之辱。’丘處機道：‘正是!’”
看，丘處機的“愛宋情懷”是多麼的高大上。
歷史上丘處機確有其人，是全真道的第五任掌教，對全真教在北方的傳播貢獻很大。但丘處機絕對不是南宋的愛國主義者，恰恰相反，他稱得上是南宋敵國——大金王朝的順民。他曾多次獲金世宗召見，並協助金宣宗招撫、平息了山東登州和萊州的民變，被金國朝廷賜封爲“自然應化弘教大師”。南宋嘉定十二年，宋寧宗曾遣使者手持詔書，敦請丘處機赴臨安，但丘處機認爲南宋皇帝有“失政之罪”，推辭不去。
我們不必忙着臧否這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但顯然，他跟金庸筆下的那個“丘處機”是大相徑庭的。
另一位著名的修道士——張三丰也被金庸錯位地賦予民族主義立場。在《倚天屠龍記》中，張三丰儘管並未加入抗元義軍的第一線，但毫無疑問，他對他徒孫、明教教主張無忌領導的抗元事業是非常支持的。小說寫道：
“張三丰問起英雄大會及義軍抗元之事，對張無忌溫勉有加。趙敏向張三丰跪下磕頭，謝過當日無禮之罪，張三丰哈哈一笑，全不介懷。俞岱巖終身殘廢、張翠山喪命，均與她昔日手下的阿大、阿二等人有關，但其時趙敏尚未出生，終究也怪不到她頭上。張三丰聽得她甘心背叛父兄而跟隨張無忌，說道：‘好，好!難得，難得!’”
但歷史上真實的那個張三丰，並無抗元的理想。恰恰相反，他曾當過元朝政府的縣令，在元朝滅亡之後，又一直以元遺民自居，在一首寫於明洪武十七年的《自題無根樹》詩末，張三丰自注“大元遺老張三丰自記於武當天柱峯之草廬”;在另一篇《自題敕封通微顯化真人誥命後跋》文末，他也署上“大元遺老三豐道人書”。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曾經多次遣使降詔邀請張三丰赴京，但張三丰卻“託仙遠遁，以全事元之節”。這位元朝遺民，怎麼可能有抗元之心呢?顯然，這又是金庸的“顛倒黑白”。
倒是金庸塑造出來的一代大俠郭靖，死守襄陽，以身殉國，其可歌可泣的精神，跟歷史原型頗爲契合。——沒錯，歷史上確實有一位郭靖，爲南宋時四川的一名豪紳。宋史附有一則《郭靖傳》，說開禧二年，宋臣吳曦叛宋降金，“四州之民不願臣金者，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江而下”，逃亡於外地。吳曦意欲將這羣難民驅逐回鄉，郭靖也在難民當中，他不願歸順金國，對弟弟說：“吾家世爲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避居入關，今爲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赴嘉陵江而死。
郭靖之所以寧死也“不忍棄漢衣冠”，可能跟他是一名士紳，受儒家名節思想薰陶有關。而丘處機、張三丰等出家人，已經在金人、元人的統治下生活多年，觀念中想必並無多少“華夷之辨”，這也應該是幾百年前尋常中國人的常態吧，今天我們大可不必要求他們都是反抗異族統治的英雄、烈士。只不過，金庸先生自己早期可能有着不自覺的民族主義情結，所以當他將這幾個歷史人物寫進武俠小說時，便自然而然地將他們塑造成具有明顯民族主義立場的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