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襄之戰，並非關羽的個人英雄主義，而是經過統帥部劉備、諸葛亮深思熟慮後發動的一場關乎全局的重大戰役，目的是爲了解除曹魏對荊州的軍事壓力，爲日後北定中原掃清障礙，同時也要間接起到敲打東吳、令其不敢再覬覦荊州的震懾作用。對於這樣一場事關全局、影響深遠、牽涉多方的決定性戰役，直接策劃者諸葛亮卻接連犯下了許多低級錯誤，與他一慣“料事如神”、“神鬼莫測”的智絕形象有着涇渭分明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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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外交策應不夠。戰役發動地區，北有曹魏、東有孫吳，地緣環境敏感多變，關羽又與東吳關係劍拔弩張。在這種情況下，外交斡旋就顯得尤爲重要。倘若戰前諸葛亮能派一善辯之士出使東吳，向孫權曉陳大義，鞏固聯盟(東吳本身就是戰和兩派，未必沒有機會)，或是許以歸還荊州、平分天下的重諾安撫江東，在亦真亦假，亦實亦虛的外交煙霧中，東吳斷不敢輕下背盟挺曹的決定。諸葛亮的作法，根本就是一幅將東吳拋在一邊、另起爐竈的單幹模樣，孫權焉能不緊張憂慮?是誰都不由得想背後捅上一刀!
其次，戰略判斷有誤。荊州是三國的火藥桶，引爆得是整個戰略格局的變化，這決不是僅憑一個關家軍就能解決和擔當的小戰役，必須抽調相當兵力協同關羽作戰。如果兵力嚴重不足，就應當固守荊州，而不應採取以攻代守、主力全出的冒進戰略。諸葛亮命關羽出擊，卻又不協防荊州，戰略制定之初，就決定了這是一場只能勝不能敗的軍事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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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沒有做好戰略協同。關羽北上拒曹之時，諸葛亮應派大將於漢中佯動，作出直搗長安的兩線夾擊之態，擾亂曹操的軍事部署，減輕關羽部的軍事壓力;
第四，將帥配置不當。荊州是西蜀的半壁江山和日後討伐中原的戰略支點，意義非同尋常。
然而，荊州一地除了關羽，再無可獨擋一面的大將，此時益州已定，諸葛亮就應當火速派遣與關羽莫逆且可當重任的趙雲駐守荊州，協助關羽。倘若由子龍鎮守荊州，莫說小小的呂蒙，就是孫權、曹操大軍齊到，荊州也必然固若金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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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在戰略上極端重視荊州，但在戰術上卻連連失誤，直接導致了關羽軍團的覆滅和隆中對的徹底破滅，並且隨着夷陵之戰的慘敗，蜀國在三國爭鋒中徹底滄爲了最爲勢力的薄弱的一方。荊州之戰的最高制定者諸葛亮必須爲此負上最主要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