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士彥於《宋論》點校例言指出：“船山史論兩種，成於最晚之歲。蓋讀史有感，隨事觸發。初無意於爲文，故每篇皆不立題目：而於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製作輕重之原，均有論列。又自以身丁末運，明幟已易，禹甸爲虛，故國之痛。字裏行間。尤三致意焉。”的確，王夫之作爲明末清初與黃宗羲、顧炎武並稱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其思想的博大精深，讓人望洋興嘆：而把亡國之痛、故國之思打併到對傳統文化深刻總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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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讓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爲王夫之史論兩種之一的《宋論》，對抗金名將岳飛的刻畫和論述，在其少有推可的尖銳批判態度中，直以“嶽侯”稱之，用惋惜的筆調寄予了無限的同情和敬意。這固然與他的遺民情結有關，但除卻這個成分，王夫之透過歷史文化層面反思歷史人物[注: 歷史人物是對歷史起推動作用的人物。歷史簡單的概括就是：發生在以前對社會發展有重要作用事，那歷史人物也就不難理解了.當然就是在這些事情中起主導作用的人了。]所達到的高度和廣度，的確讓後人難以企及。可以這麼說，通過《宋論》及《宋論》中有關岳飛形象的論述及精當的評定，我們可以對岳飛有一個基本的全面瞭解。
而理解了岳飛。差不多就可以比較清晰的瞭解南宋初宋王朝與金國之間那場波瀾壯闊的軍事鬥爭，以及當時南宋王朝內部各種錯綜複雜的內部鬥爭：同時，理解了岳飛，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地瞭解有宋一代軍事制度和政治制度[注: 政治制度politicalinstitution 定義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會中，統治階級通過組織政權以實現其政治統治的原則和方式的總和。]等一系列文化層面的內部運作規律。反過來而言，要全面真實地把握岳飛這一著名的歷史形象，也只有把岳飛放置在有宋一代整個文化史下加以觀照，才能真正詮讀岳飛這一歷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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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所周知，南宋初，南宋王朝所面臨的形勢。誠如宋高宗於建炎三年八月所言：“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鰓鰓然……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甚至連主戰派的李綱也雲：“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務自治，專以守爲策。”因此，在“不亡如縷的歷史緊要關頭，南宋王朝要想繼續生存下去，其可供選擇的道路，無非就是戰、守、和、逃。面對四者的抉擇。宋高宗以一國之主，採取的策略是以逃帶守，以守備戰；以戰爲守，以守求和；以和養戰，以戰保和。
可見，由於各種利益的角逐，宋高宗的戰略落腳點始終在放在“和”上。“和”纔是是其所堅持的最高宗旨和最終目的，這可從他多次對自己心跡的表白中得到證實，如紹興十二年三月他說：“朕兼愛南北之民。屈己講和，非怯於用兵也。若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令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於偏見，以講和爲弱，以用兵爲強，非通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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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十九年四月高宗與秦檜的對話雲：“上曰：‘自頃用兵，朕知其必至於講和而後止，在元帥府時，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檜曰：‘此所以延天命也。’上曰：‘用兵蓋不得已，豈可樂攻戰。本朝真宗與契丹通和，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練兵，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爲念。蓋兼愛南北之民，欲以柔道御之也。”’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極力維護和議的秦檜已死，高宗仍對主和大臣魏良臣、湯思退說：“兩國和議，秦檜中間主之甚堅，卿等皆嘗有力。今日尤當協心一意，休兵息民，確守不變，以爲宗社無窮之慶。”
不過，儘管如此，高宗爲了更加有效的維護其統治，他並沒有放棄“戰”這個手段，因爲他十分清楚地明白，沒有“戰”作爲後盾，“和”無異於癡人說夢，所以，高宗又經常以“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於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朕懷國家之大恥，竭盡民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忘於心”等這樣的高調激勵將兵在外的帥臣、大將，要求他們積極備戰。收復故疆，恢復中原，實現中興。
